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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光辉: 自贸区布局与国家开放战略一致

2016年09月10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帆 

既然是构建开放型体系,那么它必然是综合性的,我们要构建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并且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并且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赢得主动权,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伴随着第三批自贸区的扩容,相关话题热度再起。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一个直观的趋势为,首轮自贸区仅选取了上海,第二批新增了三个沿海省市,而最新一批的自贸区版图已拓展至包括中西部的内陆省市,这也被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称作“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试点探索的新航程”。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归到几个原初的问题: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格局之下,自贸区的初衷和功能究竟是什么?它之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又该如何体现?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他长期从事区域经济一体化、沿边开放开发等问题,曾参与、主持过《10+1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等课题。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李光辉受邀做了讲解。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未来中国的地方自贸区的布局,可能中西部和沿海都会有,并且,地方自贸区利用各自的优势,先行先试,能把地区发展带动起来。

自贸区布局的“预言”变为现实,李光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同地区应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自贸区扮演的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角色,既要允许成功,也要宽容失败。

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

《21世纪》:现在地方自贸区的数量已经达到11个,试点也已有3年的时间,回归到一个基本的问题:自贸区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李光辉: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自贸区的设计是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新的试验田,这应该是一个总的定位。

在新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怎样往下走?以前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到了深水区,没有石头可摸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找到一个平台来探索新的改革开放路径,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并且总结经验,将其复制推广,这就是自贸区试验田的意义所在。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层面的,比如对接国际化的高标准和规则,营造我们的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实际上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如何为世界经贸格局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方案和元素。

第二个方面是对内的,我们在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的举措,包括已经推广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经验,实际上也是更好地运用到国内的经济活动中。

《21世纪》:应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你觉得应该将其置于何种背景下来理解?

李光辉: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前强调的是外向型经济,但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在外向型经济的导向下,强调的是出口和吸引外资的两轮驱动;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出口和进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考虑,相互有机结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

既然是构建开放型体系,那么它必然是综合性的,我们要构建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并且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并且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赢得主动权,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自贸区,一是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也要有这种宏观的视野。

《21世纪》:能否进一步阐述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价值链的过程中,自贸区如何发挥作用?

李光辉:事实上这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下来理解。我们广义上所说的FTA(Free Trade Area,自由贸易区),通常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去促进商品、服务等生产要素的流通。

现在通过这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试点,对一些事情进行尝试,比如政府采购标准、知识产权标准等,都是在试验范围内认为可以了,再拿到国际合作中去进行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所以这也回到我前面所说的,地方自贸区要发挥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第三批自贸区更应突出地方特色

《21世纪》:从已有的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的情况来看,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效?又有何可进一步改进的经验?

李光辉:应该说4个自贸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尤其是首次试行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逐案审批+产业指导目录”式管理,负面清单限制类条款逐渐减少。

此外还推动了“外资三法”的专题修改。“外资三法”是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吸引外资的法律基础,但已经不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需要。自贸区经过近3年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试点,初步建立了新的外商管理体制,应该说修改外资三法相关条款、在全国推广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另一些方面,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协同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登记由“多头受理”改为“单一窗口”集中受理,大大缩短了注册时间;基本建立了以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管理、政府综合执法等为特征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自由贸易账户等金融开放也在稳步推进。

至于需要注意和改进的方面,我认为有三点。一是要把11个自贸区,真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去落实,这就存在各部门之间协调的问题,否则有些政策难以落地,比如海关出的政策,其他部委不跟进协调,就无法达到好的效果。

二是各地方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特色,既完成中央的任务,又完成各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真正找到先行先试的点。搞清楚“是什么”很重要,然后才是“怎么做”的问题。

三是自贸区需要统筹性的指导和宣传,然后总结评估,推广经验。

《21世纪》:你刚刚提到抓住地方特色,从新获批的自贸区来看,在差异化的试点任务这一方面是否体现得更加突出?

李光辉:确实如此。在原有的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基础上,第三批自贸区增加了地方特色的任务。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各个地方的基础和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此前上海总结的国际金融方面的经验,在中西部地区不一定适用。不同地区还是要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这也是区域本身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

但同时,地方任务又是与国家战略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布局相一致。

《21世纪》:此前呼声很高的广西、江苏等地,这一次并不在新的自贸区名单之列,你对未来的自贸区格局又有何预判?

李光辉:从总的原则来看,还是根据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来确定是否批复自贸区,以及是否具备先行先试的必要性。对于未来我不做过多预测,但既然是试验田,既要允许成功,也要宽容失败。(编辑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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