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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与欧盟前景

2017年01月11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梅新育  

经历了英国脱欧冲击,作为欧盟支柱国家,德国大选结局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欧盟命运走向;而德国大选对德国、欧盟发展前途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选者有无足够决心以效率为导向开展全面、深刻的劳动与社会福利改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经历了英国脱欧冲击,作为欧盟支柱国家,德国大选结局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欧盟命运走向;而德国大选对德国、欧盟发展前途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选者有无足够决心以效率为导向开展全面、深刻的劳动与社会福利改革。为什么?因为从劳动力市场到福利制度,现在的欧盟存在太多基于身份的、“政治正确”的、却严重损害效率和扭曲市场的规定。

以妇女权益为例。我从来不否认妇女权利的重要,问题是从政府到企业应该任人唯贤,倘若不是一视同仁按才选拔,而是硬性规定女性比例,使得众多女性不是靠才干和奋斗精神,而是靠自己性别获得职位,这对她们不是尊重,而是贬低,而且使得真正有才干、有干劲的女性混同于没有才干与闯劲的女性。可悲的是,在包括德国的几乎整个欧盟,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深陷误区,而且这些年来有变本加厉之势。2014年,德国政府宣布,将于2016年正式发布规定,要求100多家德国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必须保证监事会中有30%以上的女性成员,违者将被要求空出30%监事会席位,并处以巨额罚款。此外,德国政府还要求约3500家德国中型企业从2016年开始每年发布“性别平等报告”。这种规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额外增加企业负担,普通德国妇女不可能从中受益,受益的只是一小批上流社会女性。为一小批上流社会女性的利益而扭曲整个劳动力市场、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有什么好处?鉴于欧洲议会是在2009年以来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高潮期间与强制规定推行“人道养鸡法”一起通过的上述“女权”规定,更暴露了欧洲体制内精英阶层已经何其不识轻重缓急。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损害的不仅仅是欧洲经济活力,而且是整个欧洲社会安全。因为过度的高福利不仅直接吸引了许多文化背景迥异的海外移民来吃福利,而且通过加剧人口老龄化而间接制造了不得不扩大引进外来移民的经济压力,而他们又日益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社会撕裂的风险正在滋长。2015年难民危机全面爆发之后,这一风险已经空前凸显。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家庭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在西欧大国中, 这一问题表现最为突出者正是德国。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德国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德国等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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