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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型角度审视农民、土地和村庄的关系

2017年12月08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守英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被认为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历史长程来看,必须找到一个看转型的角度,那就是重视农民,土地,村庄的关系。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被认为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历史长程来看,必须找到一个看转型的角度,那就是重视农民,土地,村庄的关系。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原来是一个农村社会,农村社会的本质就是农民跟土地,跟村庄之间的联系。中国村庄是维系着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载体,有一系列的制度,包含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的那套机制。如何看整个中国未来的变化?就是要看农民跟土地的关系,要观察农民与村庄制度的关系。所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就是中国从原来的乡土社会转向城乡社会。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7%。按照统计口径,只要在这个地方待6个月以上,这个人就算统计为这个城市的城市人口。这样多统计来将近2.7亿的人,实际并非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公共服务和权利的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典型的稳态的城市化的社会,称之为“城乡中国”较为合适。这一结构革命,更像一场历史转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群离开村庄,以非农为生,并且可能不再会回到乡村。这样的一次转型具有不可逆性,不会再回到原来我们很多人留恋的那种以乡土为本的中国社会。

“乡土中国”,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农民被土地给绑着”。制度上是重农轻商,大量劳动力被吸纳在传统农业部门,农民在土地上过密的投入劳动,提高土地单产,但是劳动生产率却不高。这一结果就是经济史家所称的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一个劳动力生产增长的经济形态。

过去,我国要进行结构转变,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推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依托乡土社会很快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代价是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和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捆在乡村。1952年农村劳动力约为劳动力总量83.5%,到1979年的时候仍然高达72.5%。改革开放之前整个农民进城的路几乎是被堵死的,直到推行家庭承包制,农民才开始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利用集体的土地,利用自己剩余的劳动力,搞农村工业化。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在农村内部的分工,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开始往非农转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2年,中国工业的产值份额中国有经济1/3,乡镇企业1/3,外资1/3。到了1990年代末,东部沿海工业崛起,中国的结构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新生代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特征

中国工业化变成出口导向工业化,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迎来一轮新的高增长时期。

这个阶段农民开始卷入跨地区的流动,离土出村,城乡之间大门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打开了。每年1500多万人流入城市,真正开始发生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伟大转型。但是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主要是为了比农业更高的收入,挣钱再回乡,我们也没有去主动设计一套让农民在城市落脚的制度。两个因素的结果是,第一代农民回乡、返农。

这一情况到了年轻一代农民那里发生了结构革命。年轻农民们基本上是以80后为主,首要特征就是跨省流动,父辈们有很多还在县域内找活干,年轻农民们基本上就是跨省。其次从劳动时间的分布来看,年轻农民基本上是城里工作。父辈尽管在外打工,但是亦农亦工,亦城亦乡,农忙的时候还会回乡。

其三,举家迁移,夫妻一起在外,孩子小学、初中基本上跟着家长一起在外面读书。跟父辈比较,年轻农民们对家庭的观念,对孩子教育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四,年轻一代农民教育水平较高,基本上是高中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52年,而且教育程度越高就倾向于越往外走。

其五,就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父辈干苦活脏活,尤其是建筑业,但是许多年轻一代农民不从事建筑业了。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建筑业已经高度机械化。放宽一点视角看,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整个制造业的升级改造。

其六,汇款和消费变化。年轻农民只把30%的收入汇回农村,更多都花在城市消费里。而且其消费结构里,食品支出下降,住房支出大大上升。父辈们则会把60%的钱汇回农村,在城里基本上很少有消费。

同时,社会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父辈的婚姻特征是本乡本土,年轻农民已经完全跨区域了,同时离婚率也大幅度上升。社会保障也在发生变化,父辈主要是本地交社保,年轻农民基本在自己就业的地方交城市社保,基本融入当地社会。

所以年轻一代农民跟乡村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父辈跟村庄之前是水乳相融的关系,但年轻农民跟村庄疏离了。这个疏离表现在两点,首先年轻农民不会轻易让孩子回到乡村受教育,想尽办法都要在城里完成教育。其次年轻农民能在城市买房就在城市买房,基本上不回到农村盖房子。基于这两点判断,大部分年轻农民是不会回到乡村的。

人走以后不再回村,伴生的资本不再回到农村。这是我们考虑整个农村,考虑城市,考虑产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所以具体到公共政策设计,我觉得必须要考虑到三个纬度。

首先,不要指望所有年轻农民们再回去乡村,现在相关的农村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假设年轻农民会跟其父辈一样回到原来的乡村。我认为公共政策审慎调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指望年轻农民再回去。目前将近2.7亿的人离开农村,他们或不会再从事农业。

第二,不要把年轻农民们当成城市的局外人,过去城市政府,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务,基本上把进城的农民工当做外人,年轻农民在公共政策里基本上是局外人。城市社保、医疗、养老、孩子的教育,几乎都和年轻农民都没有关系。目前年轻农民本身生活方式、价值观产生变化,已经和原先的公共政策设计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所以整个公共政策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待年轻农民们,而如何对待他们的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怎么样对待年轻农民跟农村的关系,第二,怎么对待年轻农民跟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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