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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蒋健:建立浮动定价制度破解廉价救命药短缺

2018年03月21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佳昕  

蒋健:首先,应制定出我国的廉价药界定标准及廉价药药品目录。目前,北京、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已制定了各地的廉价药药品目录,但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廉价药的界定标准及药品目录。

■ 王佳昕北京报道

鱼精蛋白、溴吡斯的明、放线菌素D、注射用促皮激素(ACTH)……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陌生的药品名字,被业内人士称为“廉价经典药”,它们价格低廉、疗效好,有些甚至是救命药,没有替代品或替代品为进口高价药。

然而,就是这些廉价经典药,曾频频被传出断货。如每支售价十几元的心脏手术必用药鱼精蛋白、一盒售价不到8元、治疗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激素(ACTH)、每瓶60片只卖30元左右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必备药溴吡斯的明,均曾出现断货。

为什么?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蒋健。

“廉价药”不能一味廉价

《21世纪》:请问你为何会关注廉价经典药短缺的问题?

蒋健:价格比较低廉,而且临床疗效还比较可以的一些经典的老药,叫廉价经典药,这是一个约定成俗的说法。作为临床医生,经常发现有一些药短缺。比如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溴吡斯的明,治疗尿酸中毒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非常便宜,有时缓解心绞痛的硝酸甘油、治疗心衰的地高辛也没有。

最近上海,用来改善胆汁代谢的熊去氧胆酸就没有,我们国产的非常便宜,从最开始的十几块到现在的二十几块一瓶,但是外国的替代药优思弗就要298元一盒。

《21世纪》:是什么导致廉价经典药会短缺?

蒋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产企业利润过低,没有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近年来,化工原材料、环保、安全、物流成本上升迅猛,生产企业在廉价药上的利润微薄。同时,国家虽给出了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名单,但未出台药品的销售、配送等环节的配套政策。因此,企业在药品销路不明确的情况下,不愿盲目生产。

二是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尚无明确的遴选标准。由于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遴选标准,造成了入选企业常碍于成本等因素而无动力生产廉价药,一些有意愿生产廉价药的厂家却进入不了定点名单的情况。

三是廉价药定价制度亟待完善。2015年,国家发改委在《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中取消了500多种廉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格,但医疗机构在实际药品招标采购时,往往以低价作为标准来压低廉价药中标后的价格,使得药品中标价格过低。

药企也是要利润的,一味追求便宜,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就不生产了,导致药品断档。有一些药没有替代品,就算有也是价格极其昂贵的进口药,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21世纪》:像我们平日治疗感冒发烧的药,也很廉价,为什么这种药品不会出现短缺呢?

蒋健:同样是便宜的药,有些药不缺货,主要是社会需求量大,虽然价格便宜,企业也愿意生产,比如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药品。

制定浮动定价制度

《21世纪》:你的提案中,建议如何解决廉价药短缺问题?

蒋健:首先,应制定出我国的廉价药界定标准及廉价药药品目录。目前,北京、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已制定了各地的廉价药药品目录,但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廉价药的界定标准及药品目录。

哪些领域有哪些药,如心血管领域的地高辛、肾病科的碳酸氢钠,各个领域把药品梳理,建立目录,什么药放在目录里,看是否有其他药品替代。即便有替代,若替代品太贵,是否应该保留等等。要考虑到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是否吃得起。

《21世纪》:在廉价药品定价及生产方面,你还有何建议?

蒋健:我建议,基于企业实际成本变化建立浮动定价制度,以保证生产企业利润,提高生产积极性。定价过程应遵循规范化、公开化、合理化原则,组建以食药监局、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等部门机构组成的定价委员会,对企业实际的生产、销售、配送成本进行评估,在保障企业利润的同时合理控制药价。

同时,完善廉价药定点生产制度,以确保廉价药质量、可持续供给为根本准则,对申请企业进行遴选。对于完成生产计划的企业在既定的政策补贴上再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荣誉,对于纳入名单而又不实际生产的企业应在名单中予以剔除,并限制其再次参与招标。

在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等保障机制的建设中,应加强和药品生产企业的联网与合作,注重药品短缺的原因分析,借助预警体系,与企业建立起预警通知、生产安排、配送调配等信息化供应链监控系统,以在库存量与消耗量接近时,提前预警、提早干预。同时借助该体系,了解全国各省份的库存和消耗情况,在部分省市出现药品短缺前,采取及时的统筹调拨措施。

(编辑:陈洁,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wangjx@21jingji.com,chenjie@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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