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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微调空间

2018年07月17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GDP约为4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季度来看,二季度增长6.7%,一季度增长6.8%。就当前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GDP约为4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季度来看,二季度增长6.7%,一季度增长6.8%。

就当前经济形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刘元春认为,防风险攻坚战大的方向无需改变,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都有预调微调的必要。随着去杠杆、强监管的推进,地方政府行为发生改变,当前正处于改革向实质性阶段迈进的临界点。

真实消费状况优于数据

《21世纪》:二季度我国GDP增长了6.7%,相较一季度的6.8%略有下降,二季度为何有所下降?

刘元春:二季度增速略有下降,很重要在于投资增速下降比较明显。上半年我国投资增速为6%,相较去年上半年同期下降了2.6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速下降核心在于非民营投资,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为8.4%,占比接近60%,这意味着非民营投资上半年增速大概在3%的水平,这反映了政府行为模式在发生变化。

《21世纪》:二季度GDP增速虽略有下降,但6月份调查失业率是4.8%,调查失业率继续维持较低的水平,就业形势依然很好。如何看待二季度6.7%、上半年6.8%的增速?

刘元春:这是结构性效应,我国第三产业持续增长,就业依然是在从制造业、工业往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没有发生改变,使得我国就业形势很好。

上半年经济保持6.8%的增速是很不错的,但也需要关注一些结构问题,局部区域的财政金融问题开始凸显,部分产业盈利能力较弱,部分短板开始显性化,特别是去杠杆政策的推进,结构性风险在上扬。

《21世纪》:4、5月份市场情绪有些悲观,尤其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弱于预期。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相较一季度有所回落,但6月份增长了9%,比5月加快0.5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前消费形势?

刘元春:市场情绪悲观,部分由于需求端数据偏软,更大原因来自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6月份数据显示,中国内需实际要好于部分宏观参数。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参数已经不能完整、客观地反映消费状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是实物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更多展现在服务业生产指标中,上半年服务生产指数为8%,维持较高的增速。另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长8.8%,比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加快1.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比一季度还有所回升。所以,中国的消费并不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示的那么疲软。

当然,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偏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汽车消费低迷,是因为大家预判汽车关税7月1日会大幅下降,所以存在延迟支付。我国消费升级仍在进行中,像家政服务、学前教育服务等需求在增加,但这些在统计数据上没有体现,所以消费没有想象中那么弱。

政策有预调微调的必要

《21世纪》:随着去杠杆、金融监管政策的落地,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渠道收紧,部分融资平台出现一些风险事件,资金链比较紧张。有观点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收紧,实际财政政策力度是收缩的,认为要扩大财政政策积极力度如何?

刘元春:这就如同前段时间有分析认为,强监管、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导致违约率提高、股市债市出现波动的核心原因,他们认为去杠杆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下进行。这些看法是不对的,中国去杠杆的核心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宽松的条件下,最先宽松的是这两个部门。

能否有效控制政府信用的无序扩张、改变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举措。在多元政策目标下,地方政府始终存在收支缺口,为了填补收支缺口,地方政府进行融资模式的创新,导致债务风险的积累,债务积累后又需要借新还旧。像2014年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新老划断,但并没有对政府举债进行相应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化。

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债务约束的增强,政府官员行为模式正在改变,像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够积极、非民间投资增速较低等,都是证明。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向实质性阶段迈进的临界点。

《21世纪》: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接近11.2万亿元,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4万亿要多。增速方面,支出增长了7.8%,低于收入10.6%的增速。这个财政支出力度谈得上积极吗?

刘元春: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有一定赤字规模,这都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统计上所说的支出规模,可能未必形成实质支出,就像财政部将资金下拨给某部门,某部门进一步下拨到相关单位,但这些钱仍然存在相关单位的银行账户上,并没有形成支出。

今年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背后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在发生改变,随着激励约束机制的调整,有些不急于增支、不急于上项目。有些地方项目储备不够,有些地方的债务约束突破红线,举债投资空间相对有限等等。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像原来想象中那么积极。

《21世纪》:最近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相较之前有所宽松。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等是否有调整的必要?

刘元春:目前来看,由于市场信心的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的实际落实状况,以及市场主体出现行为变异等现象,适度进行政策调整是必要的。

财政政策需要进行微调。按照多年的支出习惯,下半年我国财政支出会加快,下半年财政支出规模占比约60%。但也需要加大项目储备力度,部分财务规则需要调整,专项转移支付也有必要调整,也需要更好地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其中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值得高度关注,这样才能为深度政府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对财政过度依赖不是好办法。在当前总体储蓄率下降的背景下,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导致政府信用的过度透支,不利于宏观的平衡。

货币政策也有微调的空间。在表外融资占比规模很高的背景下,部分表外融资有其合理性,要避免一刀切、过度行政化地追求回表、扩表。再者,像M2、社会融资与名义GDP的匹配度也要高度关注,当前M2、社融等数据有点偏紧,货币政策要回归到真正的中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性也有待提高,一些大型项目需要资金配套,像棚改不宜一刀切,否则会带来较大的震荡。

当然,在这些政策微调、预调过程中,防风险等攻坚改革的方向要坚持,需要认识到强监管、金融防风险等改革要想取得收益,必须要建立在政府行为模式有较大改变的基础上,否则银政关系、政企关系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转变。(编辑: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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