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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们的使命

2019年10月26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杨志锦  

9月27日,贵阳市中华北路242号省政府大院1号楼,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谭炯为贵州省副省长。

9月27日,贵阳市中华北路242号省政府大院1号楼,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谭炯为贵州省副省长。

在此之前,谭炯在国有大行工作了31年。到地方任职后,像谭炯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四大直辖市均已配备),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金融副省长已成为一种现象。

从到任时间看,呈现出非常集中的趋势:13位金融副省长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到任,这一占比高达86%。换言之,金融副省长在这两年集中就位。

上述数据并未包含欧阳卫民。欧阳卫民早期在央行系统工作,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0月24日。中组部任命欧阳卫民为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一职。这是他再次回到金融系统工作。在此之前,已有12位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不完全统计),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双向交流日趋常态化。

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副省长,他们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同时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和金融改革。这一群体具有怎样的共同成长履历,他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从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后,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他们开展新工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7年后集中到任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金融则是重要资源。但金融杠杆是“双刃剑”:运用得好,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运用得不好,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金融官员集中调任地方始于2017年7月。是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会议召开5天后,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据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3位是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

余下两位是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和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前者于2012年5月调任浙江省副省长,至今已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7年。在此之前,他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者于2016年11月由教育部长助理一职调任,在此之前他在证监会系统工作了15年。

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Wind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增加至2018年的6.90万亿,同期其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7.7%。

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全国来看,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企。地方层面,隐性债务不断膨胀,债券违约、P2P乱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些问题亟待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

据梳理,15位现任金融副省长的专业均为经济、金融、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六位还取得博士学位(不含在职),其中五位经济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殷勇)。殷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师出同门。

从工作履历看,他们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

在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池”中,国有大行副行长是主要来源。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在任副省长之前担任五大行副行长的有9人,占比高达六成。其次,来源于证监会系统、央行系统的人数分别为3人、2人。此外,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

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金融副省长在专业领域的工作履历,使得他们能够应对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战。

刚上任月余,谭炯就带队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面曾经的同业。

谭炯在会上如是说,“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

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贵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措施,如加强信用建设、做到有借有还;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的到期债务进行收购重组等。“贵州省政府的态度的确值得点赞,毕竟好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上海某中型券商债券交易员表示。

贵州近年来GDP增速居全国前列,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末贵州政府债务余额为8834.15亿,居全国第六位;但债务率为148%,居各省份第一位。

不止是贵州,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不小,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事关社会稳定。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明显强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监管好P2P、小贷、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类金融业务是一个新课题。

据梳理,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除分管金融事务外,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还担任市委常委,这将使他们能更好地统筹资源处理好相关事务。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殷勇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协调机制。可在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下,分别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和风险处置两个机制。

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这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

《新华日报》曾报道称,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环境、帮助重点项目融资、推动企业上市及上市企业再融资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下一站

近日,广东省原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开行行长一职。金融副省长的回归由此再次引发热议,他们的下一站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担任金融副省长的14个案例中,卸任金融副省长后下一站未重返金融系统的为两人:现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早年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出任湖北省副省长,2018年11月调任现职;现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向群类似,早年在国有大行工作,后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8年9月调任现职。

其余12位金融副省长则再度回到金融系统,占比达85.7%。其中,五位出任机构正职(董事长、行长)。如蒋超良2004年从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欧阳卫民亦属于这一情况。对欧阳卫民而言,未来如何发挥国开行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应是他任上的课题之一。

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监管部门副职。比如郭树清2001年从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在任命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树清)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束贵州任职几年后,郭树清对这一段经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2005年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分析认为,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技术官员再度回归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据记者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就任时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山东省副省长刘强就任副省长时最为年轻(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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