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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核心CPI的政策意义更为重要

2019年12月13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学智  

CPI上升到近八年新高,主要是受到猪肉价格拉动,而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保持低位。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变,猪肉价格权重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适度调整。从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未来核心CPI将越来越有政策意义。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

CPI上升到近八年新高,主要是受到猪肉价格拉动,而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保持低位。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变,猪肉价格权重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适度调整。从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未来核心CPI将越来越有政策意义。

CPI上涨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带动,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1%,涨幅扩大4.4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涨幅扩大。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价格持续上升,11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到110.2%,对CPI同比的拉动高达2.6%,占CPI同比总涨幅的57.8%。这意味着剔除猪肉价格以外的CPI同比涨幅只有1.9%,处于温和状态。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牛肉价格涨幅也在扩大,同比上涨22.2%;羊肉价格同比涨幅也达到了两位数。然而核心CPI涨幅下降到1.4%,非食品价格上涨1%,涨幅较低,物价结构性分化明显。核心CPI较低,表明终端需求仍然偏弱。CPI上升更多是少数食品价格飙升所致,主要原因是供需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势头有望逐渐缓解。为了解决猪肉供需结构性问题,下半年以来多措并举稳定猪肉市场供给,加大了猪肉、牛肉进口,大批储备肉投入市场,逐渐促进猪肉供需恢复平衡。近期稳定猪肉价格的各种措施逐渐见效,猪肉价格上涨势头已经得到缓解,将降低CPI持续上升压力。

11月以来全国猪肉平均批发价有所回落,12月上旬全国平均猪肉批发价格42.63元/公斤,比上个月下降了近10元/公斤。截至10月末全国生猪存栏量以及能繁母猪存栏量分别为1.91亿头和1924万头,生猪存栏量仍在小幅下降,但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出现止跌回稳。截至11月末,猪粮比价已高达17,是盈亏平衡点的3倍多,意味着当前养猪是暴利行业。再加上鼓励生猪养殖补贴落地,将会较大力度吸引生猪养殖积极性,促进生猪供给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生猪养殖周期在6个月左右,生产供应恢复正常至少要到2020年一季度以后。如果当前生猪存栏量得以有效增加,那么2020年一季度之后猪肉价格可能回落;如果当前存栏量难以尽快提升,猪肉供需结构矛盾问题可能会延续更长时间。

猪肉价格权重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我国CPI权重遵循五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的规律,上一次大调是在2016年。经过测算,2016-2018年猪肉价格占CPI的权重平均在2.7%,2017年以来呈逐渐下降趋势,到2019年一季度末降到2.1%的低点。

随着今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根据二季度之后猪肉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计算出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有一定的上升。9月以来猪肉价格占CPI的权重为2.4%,比一季度末上升了0.3个百分点。当前猪肉价格权重上升可能不是人为调整,而是猪肉价格上涨对猪肉权重起到了抬升作用。

在消费数量恒定的情况下,价格的快速上升必将导致消费金额支出的扩大,那么消费金额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会上升。因此,近半年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导致猪肉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也就导致近半年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上升。

由于猪肉价格持续上升带来CPI波动,似乎导致CPI出现失真性。随着猪肉价格持续上升,猪肉与牛羊肉的价格差距不断缩小,必将引起消费偏好的转变。对猪肉的需求量将会减少,而对牛羊肉的需求量将会增加。那么应该相应调整畜肉类中各种肉食的价格的权重,降低猪肉权重,提升其他肉类食品权重。因此,可以考虑在明年初适度调整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

正是因为不同肉类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在短期内猪肉供需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加大非猪肉的肉类食品供给,例如加大对牛、羊、鸡、鱼肉的生产和进口。相比较而言,进口猪肉的量较为有限,相应地调节国内市场的效果也较为有限;而在全球寻找牛肉进口源却较为容易,将有助于明显缓解猪肉供给短缺问题。

需要提升核心CPI的政策意义。在物价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情况下,调控政策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物价波动终究是流动性状况的一种表现,CPI持续上升到高位对货币政策可能形成一定制约。另一方面,核心CPI和非食品价格较低,PPI持续负增长,企业经济压力加大,又需要货币政策加以扩大需求力度。

当前的状况是少数价格上升推动CPI走高,主要原因是供需结构性问题而非流动性抬升,因而不应对货币政策带来过度制约。宏观政策需要以稳为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能泛滥。加大政策的灵活性、前瞻性,重点支持实体产业融资,在扩需求、稳增长上发挥更大作用。

从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未来核心CPI将越来越有政策意义。虽然物价波动是流动性状况的一种反映但是食品、能源等价格波动与货币流动性的关联度并不十分密切,往往与供给状况相关,并不完全是货币流动性的一种反映。例如,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是受供给萎缩导致,并非人均猪肉消费量扩大导致,使用货币政策调节起不到控制价格的作用。又如,石油价格波动常常是受到地缘政治导致供给波动,使用货币政策调控增减流动性是影响不到国际政局的。因此,为了提升CPI的政策效果,有必要制定更为准确的物价指标。

实际上,从2013年以来我国就开始统计和公布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CPI指标,逐渐与美欧发达经济体接轨。针对不同类别CPI指标的结构性波动,需要采取更精准有效的对策,这就要求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精细化水平提升。对于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波动问题,更多地采用影响生产供给的产业政策加以调控;对于核心CPI的波动,着重从货币政策角度出发加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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