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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里的“拧巴”与期待

2019年02月16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沈律君  

这种焦虑最直接的反映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体认《流浪地球》的情感结构。

沈律君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在最近一些天对《流浪地球》海量口诛笔伐与点赞力挺中,我无数次想到这句诗。而在《流浪地球》上映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将成为年后第一文化热点。它在构成上的复杂多元、难以归类必然让习惯了单一评判的观众感到不适;它极为明显的硬伤和全程几乎不间断的闪光点又让二元分化的讨论变得不可避免。

在关于《流浪地球》的各种讨论中,裹挟着关于演员、电影评分平台和民粹爱国意识形态的驳杂内容;夹杂着原著粉、科幻粉、路人粉、吃瓜群众、普通观众种种层面的观点。这让我们对电影的认识蒙上一层“被迫必须先站队”的阴影,也让电影本身包裹着一层认知之茧。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拍得好”或者“拍得不好”,而是另一种东西在挑动着大家的神经,这也是中国科幻电影的某种元问题,如纽约时报所说:中国电影工业如今已经加入太空竞赛。这似乎一瞬间让所有人都产生了焦虑。

这种焦虑最直接的反映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体认《流浪地球》的情感结构。我们可以用英雄拯救世界来概括好莱坞科幻的主题,准确地在其中找到英雄回家、亲人团聚的故事,在与之相对应的亲情和爱情中置放我们的情感,获得抚慰,再加之称赞和批评。但在《流浪地球》中,难道我们能感动于父子情?祖孙情?兄妹情?个体情感的孱弱让我们容易去指责剧本,但却更容易忽略,电影其实负载着另一重情感结构,那是在家庭/个人之外,另一种曾经有着强大召唤力而如今已然衰弱的情感:一种关注全人类的“崇高”。而后者才是刘慈欣原著的真正价值内核:它悲怆,宏大,是家国情怀的进一步升华,它让每一个个体都充满使命,为人类整体去牺牲、去赴死。反观欧美,从上世纪50、60年代科幻“黄金时代”的乐观、自信到70、80年代的神秘、颠覆、强烈风格化,此种情感价值可谓少之又少。从《星球大战》到《星际穿越》,无论地球还是宇宙,最终落脚点都绕不开个体情感。而好莱坞的横霸全球带来的则是我们对这种单一价值观的熟悉、接受与认可。

因此,要让中国科幻电影在不完全复制好莱坞的前提下成为一个不尴尬、不违和的存在,完全反抗或者抛弃这种已经被我们视为人之常情的情感结构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流浪地球》的电影剧本对原著进行了全面改写,加入家庭、亲情的故事结构,但又试图留下原著宏大与悲情的情感底色作为“中国”之于“科幻”的特色所在。于是,两者被糅在了一起。

个人拯救世界和集体牺牲被糅在了一起,祖孙三代四个人的亲情羁绊和为全人类的牺牲放弃奋不顾身被结合在了一起。正是这两种相互背离的情感结构“勉为其难”的结合才让《流浪地球》变得如此矛盾、拧巴和不自恰。具象到视听语言上,好莱坞的个体情感表达必然依靠对白时的个人近景特写和双人过肩镜头呈现,而“宏大叙事”则要求大全景,对多个人物、不同命运的同时关注。在电影中,一旦两者无法结合,我们就看到了非主观镜头加之人物旁白的“生硬、不自然”表现方式。而电影调度上缺乏单个场景纵深的真实感以及故事逻辑上的衔接不流畅也都可以视作在双重情感结构下无可奈何之举。

于是在影院中,观众就像三体世界的“大摆锤”,在两种天各一方的情感“恒星”作用下来回摆动,焦虑不已。我们应该高兴,《流浪地球》真正把这种焦虑摆到了台面上,放在了我们眼前,并试图用难言完美的方法让中国科幻片冲破“四不像”的模糊形象,进而鲜明起来。也许个体情感和已然被污名化的“集体主义式宏大悲壮”在可见的未来注定无法交融,但《流浪地球》确实试图召唤一种曾经和好莱坞分庭抗礼并且如今依然有生命力的情感结构,并基于此营造它的故事、美学和视听语言。

导演郭帆在谈到《流浪地球》美学设计的时候曾经表示,他不愿意采用欧美科幻的简约科技风,而在电影中做出了偏向于苏联重工业风的服化道设计。这兴许能提示我们开启关于本片讨论的另一个面向,让我们暂且放下我们坚守的各种标准,去到曾经诞生了《飞向太空》《潜行者》等伟大科幻电影作品的时空中寻找我们新的言说资源。

终有一天,我们能去重庆吃火锅,去贝加尔湖钓鳟鱼,也能共鸣于中国科幻电影自身的情感结构,不再拧巴、困惑与焦虑,并试着去理解,当年《流浪地球》建筑中国科幻电影工业地基的筚路蓝缕。那时,或许人们都忘了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人们会记得它诞生在早春,它看着后来人。(编辑董明洁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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