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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化与接地气抵达观众

2020年10月31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沈律君 

看完《通往春天的列车》之后,接近午夜。走出电影院,前门高耸,大栅栏恢复寂静,彩灯横陈,车人皆无,这正是寻回东北的好时候。

看完《通往春天的列车》之后,接近午夜。走出电影院,前门高耸,大栅栏恢复寂静,彩灯横陈,车人皆无,这正是寻回东北的好时候。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家在吉林的朋友说起“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按朋友的说法,说东北、谈文艺没毛病,但是提复兴非常奇怪,“它预设了东北文艺本身就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或者光辉的历史,但这玩意其实并不存在。”

这并不妨碍我们拿“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指向近年有关东北的文艺作品——文学上有双雪涛、班宇的小说;音乐上有《野狼disco》;电影若从《钢的琴》往下数,算上《白日焰火》《春潮》到今天的这部“列车”,它们似乎确实构成了一种集中亮相。或者说,它们彼此虽然艺术门类不同,但远看显然是一伙儿的。

《通往春天的列车》很多方面分享着这种“同伙儿”性。

一个困顿的主角,他可以是《平原上的摩西》中入狱的庄树,是班宇笔下绝望嘶吼的“盘锦豹子”,是《白日焰火》中下岗警察廖凡。在“列车”中,他是被工厂冤枉成小偷而被开除的大川。被栽赃陷害成偷工厂零件的小偷,这让大川失去了领取四万补偿金的资格。为了找回清白,他一边蹲守真正的小偷,一边为自己即将诞生新生命的家庭奔忙。小偷最终找到了,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大川最后南下的结局。

在“同伙儿”电影《春潮》中,小女孩地道的东北“大碴子”口音是全片整体冰冷压抑气质上贯穿始终的“春潮”。在“列车”中,不仅有看似琐屑日常的扯淡、茶余饭后的“唠闲嗑”,片中,大川为了谋生而被迫扮演残疾人,从接活儿的残障车中拄拐而出,小心翼翼经过警察面前,刻意的动作和到位的表情形成了荒诞的喜剧感。

在媒体采访中,李骥谈到创作电影的初衷,“身边一直有人在走,这个问题是我拍电影时一直存在的”。

在分享乃至延续一种东北叙述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通往春天的列车》在“同伙儿”中并不是出众的存在。事多频繁的剧作结构是对劳动的呈现,也是影片的硬伤。电影没有抓住人物内在变化的这条弧光,只能用一个个段落“加戏”的办法来丰富人物的经历,填补全片对人物感情、精神层面表现上的欠缺。影片的说服力在这种做法中被消解。

“抓小偷”的悬疑元素,可以理解为青年导演为处女作寻找投资的敲门砖(毕竟有《白日焰火》的珠玉在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这种为悬疑而悬疑、似是而非不悬疑的感觉,让影片不伦不类,既不是艺术片,也不是类型片,要素过多会导向“四不像”。

导演李骥在采访中表示,他以后更想去拍有关东北的类型片。东北是可贵的资源,它的生活化、接地气,正是它之所以能抵达观众的通道。

如果有一天,“东北”的内容被抽干成某种美学风格,也许会遮蔽真正的东北问题。或许“文艺复兴”并不是要寻回光辉的昨日,它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抽象的、艺术的存在,而是一个真实可以抵达、可以发现的过去与现在。

衰落不会持续,它的前头也许是复兴。我们愿意一直等好作者,等他们坐着火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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