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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合作行为需要新的方法论

2020年10月31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蒲勇健 

在多人构成的社会中,如何有效分工,使得总产出最大化,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生产函数。然而,即使存在生产函数,即使存在某种分工使得总产出最大化,也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动把自己置于这种可以产生最大化总产出的分工格局中。

蒲勇健/文

在多人构成的社会中,如何有效分工,使得总产出最大化,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生产函数。然而,即使存在生产函数,即使存在某种分工使得总产出最大化,也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动把自己置于这种可以产生最大化总产出的分工格局中。

若假设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当每一个人都最大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总产出最大化,则一般存在某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即博弈的纳什均衡状态。

经济学家罗宾斯曾经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科学。所谓最优化配置资源,就是说经济效率达到了最高。如果稳定状态是经济社会的常态或者经济活动运动变化趋之的某种状态,那么,这种常态或终极状态居然是低效率的。这种结果并不是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状态。

于是,博弈论经济学家力图在博弈中寻找可以获得高效率的博弈稳定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的稳定状态。我们可以把带来帕累托最优稳定状态的博弈行为称为合作行为,除此之外是不合作行为。迄今为止,博弈论成功地发现了两种可能带来合作行为的博弈。一是无限次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它保证在博弈参与人对于长远利益具有足够高的评价时,会出现合作性(精炼)纳什均衡。二是假设博弈参与人都不清楚别人是否是理性的情况下,有可能大家都利用别人很可能是非理性的情况下选择合作行为。

然而,经济学家,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家对于人类仅仅在如此苛刻条件下才会表现出合作行为是极不满意的。因为,人类之所以在进化中远超其他物种,是因为人类与其他物种相比具有不同之处,就是人类具有合作行为,或者说人类较之其他物种更能够在更大规模上形成合作。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的共识。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因为方法论上出现错误而误入歧途,这就是主流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分解为一个个消费者和厂商的活动的加总。而在消费者和厂商这些经济原子尺度上的行为选择,主流经济学家假定它们都是最大化自己利益导向的。在这种假设下,经济学家发现合作行为很难出现,帕累托最优很难出现。

如果我们放弃主流经济学家的这种范式,而是采用相反的整体研究范式,也许可以对于人类广泛存在的合作行为作出解释。这就是桑塔费学派选择的路线,或者说是这个学派的研究纲领或者方法论。这也正是董志强教授这部《行为与演化范式经济学》力图要说明的。

桑塔费学派是一个运用整体方法论而不是原子论方法论研究科学问题的学派。更确切地说,他们采用的是“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这与当代主流经济学奉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圭臬的做法很不相同。他们认为,人类有规范倾向性,这导致整体的规则的确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整体主义观点),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坚持的:规则只是人们依据个人利益博弈互动的产物(个体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人类演化中“群体”具有重要性,存在个体-群体多个层次上选择的力量,人性是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产物。主流经济学在考虑人类的合作时忽视了这些重要方面,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董志强教授这部著作,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论述桑塔费学派在经济学家在理解人类“合作何以可能”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努力。

当然,桑塔费学派并不是仅仅限于研究合作行为问题,即使是经济学研究也非如此。他们的研究遍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形成的微观机制问题。不过,因为我比较感兴趣于合作行为,也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所以,我就仅谈论一些合作性博弈的相关心得。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战争,贸易战,环境问题,疫情治理,文明的冲突等,本质上都是合作行为问题。很显然,“合作”应当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感谢董志强教授为我们如此详尽地解读了桑塔费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还有他自己独特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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