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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有效需求的主要手段

2020年10月31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卜羽勤 

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简称:五中全会公报)发布。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

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简称:五中全会公报)发布。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

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对于“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等目标。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对当前和之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

余永定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从企业设备利用率、CPI处于2%左右的低水平,以及PPI自2019年9月以来(除一个月微正)一直为负等事实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虽然净出口表现抢眼,但在GDP中占比超过98%的消费和投资增速却不尽如人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家庭收入受到影响,消耗了不少储蓄,同时由于收入预期仍有一定不确定性,他们首先要把储蓄补足,之后才是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因而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余永定认为,到目前为止投资的增速偏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经济增速,有必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特别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增速。为此,必须忍受短期内财政压力的提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也要有足够的基建项目储备。“有钱没钱、想干不想干、能干不能干”这三件事解决好后,经济就能增长上去,其他问题可以慢慢解决。

短期内消费难成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21世纪》:为促消费提振内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之后政府出台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在你看来,目前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复苏?

余永定:确实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提振消费。估计今年GDP增速可能为2%以上,这一增速来之不易,但对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保证金融稳定还是低了一些。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成功控制新冠肺炎之后,从企业设备利用率、CPI处于2%左右的低水平和PPI自2019年9月以来(除一个月微正)一直为负等事实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应该争取尽可能高一些的经济增速,最好能达到2.5%左右。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效需求包含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部分。这其中,净出口第二季度以来增速反弹明显,但净出口占GDP比重较低,也就1%左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为55%,但消费也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谓动力是指总需求中的某一构成部分增速超过GDP增速,如果假设GDP增速为2%,消费的增速必须超过2%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为止虽然消费增速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出现像人们所想象的强劲反弹的局面。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2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增长0.9%。这种增速远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但是,这种情况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消费不是政府通过政策就可以很容易刺激的一个变量,作为内生变量,消费主要受现在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三个因素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复工复产,居民收入回到正常水平,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大家对于未来收入还不是特别确定。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第一步是要把储蓄补足,之后才是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所以,让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21世纪》:有没有一些促消费措施现在可以着手进行的?

余永定:措施当然是有的,但效果和代价都是值得考虑的。必须先要让经济增长起来,带动收入增长和未来收入预期好转后,消费才会增加。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可以在短期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只有投资、技术进步等供给方因素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进一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中国国民收入无论是市场分配还是通过财政的再分配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视觉中国

《21世纪》: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你对于“十四五”期间的GDP增速等经济指标的预期有哪些建议?

余永定:现在制定经济指标确实比较困难,关键问题还在于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何时能得到基本抑制。在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暴发的时候,我认为制定一个经济增长目标是必要的。我主张GDP增速要保6,因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L型增速的横杠还没有建起来,必须先让经济增速稳定下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可以对于疫情未来进展做一些基本的情景假设,在假设基础上制定目标,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先得有个目标。

应进一步挖掘投资增长潜力

《21世纪》:除了净出口和消费,投资在拉动有效需求方面能怎么做?

余永定:2020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1-8月份为下降0.3%。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5%。显然,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太慢。如果投资增速在第四季度没有大幅度提升,我很担心2020年中国GDP年增速是否能够达到2%(除非资本形成增速大大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当前房地产投资表现比较好,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应该过多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在目前情况下,对房地产投资应该采取比较中性的政策。1-8月,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8.1%,降幅比1-7月份收窄2.1个百分点。通常情况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变化相较于其他投资增速变化的时间较长。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制造业投资相较于其他投资的恢复要晚一年以上。因而,制造业投资能否较快恢复现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最高,如果制造业投资能够较快恢复增长,整个投资的形势就比较乐观了。

我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可以掌控的,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项目储备,基础设施投资就可以成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GDP增长的重要动力。有效需求不足、PPI负值都说明现在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好时机,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个难得时机。中国需要大大加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投资力度,这种投资既能在短期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又能在长期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改善国民福祉。

《21世纪》:今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问题如何解决?

余永定:今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0.2%,1-8月份为下降0.3%。根据粗略估算,为了实现2.5%的GDP增速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在第四季度的增速应该达到双位数,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又应该明显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显然是偏低。由于统计数字的调整,我们不知道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到底是多少。当然,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可以从资本市场也可以通过PPP等形式筹措,但是投资资金的大头应该来自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和地方政府发放专项债。

今年我们确定的财政赤字目标是3.6%,在假设GDP的名义增速是5.4%的基础上,财政部预期今年财政收入为21.03万亿。但我们已经看到,今年名义GDP增速达不到5.4%,财政赤字肯定明显高于预定的3.6%。

我认为,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必须忍受短期内财政压力的提升,否则难以真正解决就业问题,更是失去了为未来发展进一步筑牢基础的机会。

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除了资金问题外,还有项目储备问题。如果没有好的项目储备,匆匆上马新项目会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此外,中国的基建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推动。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担当精神和科学态度,有资金、有项目,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搞不起来、搞不好的。

《21世纪》: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之下,多数央行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你觉得全球央行大幅“放水”刺激经济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

余永定:西方国家采取无底线宽松,对于它们本国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这么做的话,国家经济会进一步衰退,财政状况是否会恶化现在还顾不上。从短期来看,中国和西方国家利差加大。短期资本就会往中国这边跑,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就会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零利息率政策,为我们执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

从长期来看量化宽松是对美元的稀释,美元资产持有者可能会遭到严重损失。中国对这样的后果必须有所预防。中国需要考虑怎么调整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结构,减少可能遭受的损失。

总之,中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胜利,中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希望中国在推动各项结构改革的同时,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实现尽可能高一些的增速,为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编辑:包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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