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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视监管第三十八期丨制衡的力量:从规范公司治理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020年11月13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杨坪 

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治理,在实践中都有进一步完善以形成广泛合力、健全长效机制的空间。

近年来,股票质押风险、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成为影响上市公司质量的突出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自公司治理。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下称《意见》)第一条,就是要规范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日前证监会召开贯彻落实《意见》动员部署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启动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以专项行动为抓手,提升治理水平、促进规范运作,已经成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基础。

怎样做到“好的”公司治理

谈及公司治理的功能,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理论界的探讨一般始于现代企业制度衍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并逐步发展至当今采用多维度量化指标去衡量公司治理水平。实务界的实践则主要聚焦“三会一层”的传统结构、控制权的更替,并尝试探索提升治理效率、完善制约机制,以及内控机制效能等等。

尽管如此,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公司治理是什么,要解决怎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如何,对不少上市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群体来说,却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成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换言之,在很多场景下,公司治理的口号响亮,但具体实践苍白无力,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如果对公司治理没有深刻的理解,公司治理就可能是“形似而神不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就成了一句空话。

公司监管的力量来自外部干预,公司管理的力量来自市场调节,而公司治理则是在这两股力量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内和对外一整套的制衡体系。-甘俊摄

那么,如何理解公司治理,怎样做到“好的”公司治理,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公司治理的角色定位。不同于公司监管和公司管理,前者的定位基于职责和规则,后者的定位基于效率和利益,而公司治理的定位基于制衡和控制。公司监管的力量来自外部干预,公司管理的力量来自市场调节,而公司治理则是在这两股力量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内和对外一整套的制衡体系。公司治理既非一声令下便得以改变的监管架构,也非能够在复杂市场自行有效形成的功能化体系。公司治理并非天然应公司监管或公司管理而生,其使命并非单单满足合规要求,而是一套完整的企业对内和对外的控制和制衡系统。只有这套控制、制衡机制发挥其内生作用,才能有效回避内控失衡、治理失序及相关衍生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相关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也无法完全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关键在于制衡机制的失灵。

公司治理的思维认识。当前对公司治理有两种认识误区,一种是将公司治理视为监管合规要求,认为只需满足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的最低要求,做好表面文章即可,这也是当前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运行质量不高、信息披露不足的根源。另一种是抱着消极态度,认为我国股权集中度高、“一股独大”的特征决定了完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独立董事的“花瓶论”。这种看法忽视了“关键少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资本市场的股权集中度同样较高,美国亚马逊、特斯拉和脸书等大型公司的创始人家族也持有较高比例的表决权,造成治理失效的原因并不在于无法短期改变的股权结构特征,而在于是否有能够孕育有效制衡机制的土壤。因而,要走出误区,用对、用好公司治理机制,使其成为有力的工具,而绝不是负担或鸡肋。

公司治理的实践路径。经过近三十年实践,我国上市公司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三会一层”治理结构,但董事会“一言堂”、监事会“过场式监督”、股东大会成“大股东会”等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还在于,“三会一层”治理结构的运行透明度较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此外,股东大会参会率普遍偏低也反映出A股市场投资者不热衷于行使股东权利,而习惯于用脚投票,尤其是作为重要外部治理机制之一的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散户化”特征,从而导致股东积极主义的缺失,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独角戏”。实际上,随着并购重组、混改、纾困等股权交易的持续活跃,当前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已逐年降低,中小股东联合起来积极发声,对大股东和管理层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已不仅是纸上谈兵。因此,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治理,在实践中都有进一步完善以形成广泛合力、健全长效机制的空间。

专项行动为抓手

此次《意见》明确提出要开展公司治理专项行动,证监会也再次强调要通过公司自查、现场检查、督促整改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意在让公司治理促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和投资者等多方成为利益相关者,相互依赖并付诸共同行动。

相应的是,也要求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基础制度,围绕引导督促形成一套符合国情市情、适应上市公司实际、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给投资者呈现一个真实、规范、透明的上市公司。

近年,深交所立足一线监管实践,深耕于促进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双轮驱动”。在2010年即制定出台了一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作为自律监管规则体系下,除上市规则外最重要的监管规则,旨在规范上市公司的组织行为,盯紧实控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关键少数”行为,引导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控制度。随着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的变化,目前已更新迭代至第三版。此外,今年6月发布对上市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的处分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少数”责任的认定和处罚力度,作为一种必要的监管约束机制,对当前治理结构中“关键少数”屡禁不止的违规行为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和警示效果。

另一方面,在证监会部署下,深交所迅速响应,已形成落实《意见》专项工作安排。如近期启动的“走进上市公司行动”,由公司监管条线主要负责人带队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15个省市上市公司经营现场,上门宣讲《意见》精神,帮助公司准确把握政策要求、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其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作为《意见》首要内容,成为本次走进上市公司行动的重头戏。大股东高比例质押或资金链紧张情形下,如何强化风险管控,管住“越界之手”?监事会、独立董事职能如何发挥,破局尴尬的“花瓶”地位?现行政策下,如何用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制度工具,加强激励约束,传递公司治理“最佳实践”?股权文化日益盛行下,如何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有效发挥好积极股东治理决策机制?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将是走访团队和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群体面对面、并做好“一司一策”推广服务的重要突破点。

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升,市场参与各方对公司治理丰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化。通过市场参与者、监管者和公司治理者、经营者之间的统一共识,共同行动,将有效夯实公司治理基础,让上市公司群体能不断审视和总结自身的企业生态机制建设,在实践过程中持续改进和完善董监事会制度、内部控制体系、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系等公司治理的关键要素,构建起上市公司治理长效机制,进而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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