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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止是提高工资卡显性收入

2020年11月07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卜羽勤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简称规划《建议》)提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收入过于不平等会造成产业升级停滞。但如果收入过于平均,最高端的产品一开始由于非常昂贵导致社会中没有人能够消费得起, 从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无法升级,而且无法通过富人消费带动大众消费,经济也无法增长。他建议,收入结构要结合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再分配政策等多方面要素分析,匹配最终想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最大程度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

不能忽视的隐性支出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5%,中等收入群体由2010年的1亿多人增加到2019年的4亿多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促增收等举措下居民收入逐步恢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0.6%,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从2014年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跑赢每年GDP增速。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2.8个百分点,为6年来的最大差额。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较大。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简称: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十四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

王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协调好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要想更好地提振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就需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转化成有效购买力,增加消费需求;不仅如此,对商品与服务的消费水平也是决定老百姓福利水平的核心因素,提高消费才能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此外,要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再分配政策与其它一系列财政税收政策也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多位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在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要注重提高收入的“含金量”。

“要创造更公平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让虚高的收入降下来,实低的收入升上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将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等同时提出,意味着这里的中等收入不仅是工资卡上的显性收入,还包括获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居民的收入要能够承担这些隐性支出。

还要注意的是,马庆斌强调,在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也要根据不同城市、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一定差别化的公共服务。要进一步降低户口权重,更看重并根据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贡献能力、创造能力提供适配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促进人才、人力能更加公平高效地在城乡、城市之间进行流动。

尽管规划《建议》中还未给出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此前撰文分析,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打造收入的“最优”不平等

对于不同收入人群,规划《建议》提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王勇认为,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对于有效促进产业升级而言,存在“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本国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结构合理,那么在高收入群体的需求拉动下,厂家就愿意生产相对昂贵的高质量且高附加值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使得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产品成本下降,这样第二收入梯队人群,即中等收入群体,现在也能消费得起这些产品,从而消费需求得以提高,这会吸引更多的生产投资到这个产业上,从而也提高了投资的需求,随着厂商生产成本的继续下降,收入的第三梯队,也就是低收入群体也能具备这类产品的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提振整体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国内产业匹配升级。

如果高收入群体仅占极少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过小,低收入人群特别多,那么对于高端产品即便富人有消费需求,也因为总需求规模太小而很可能导致没有厂商愿意生产,无法形成国内的有效供给,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即使国内产业发展起来能够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但是生产成本下降有限,中等收入群体对这类产品依旧消费不起,产业升级就停滞了。因而,我们需要合理的收入结构,能逐次承接并满足各个收入水平人群的需求,实现不断的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

尽管强调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打造收入的绝对平均,而是要打造“最优”不平等的状态。

王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收入过于不平等会造成产业升级停滞。但如果收入过于平均,最高端的产品一开始由于非常昂贵导致社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消费得起, 从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无法升级,而且无法通过富人消费带动大众消费,经济也无法增长。

“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收入结构,要结合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再分配政策等多方面要素分析,匹配最终想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最大程度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王勇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报酬,不仅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津贴等居民收入,还包括了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演讲中强调,这里的很多项目,如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等不属于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不能用于自己的消费。居民消费率也在下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72.2%降低到2019年的65.25%。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并通过减轻高房价高房贷压力等,提高居民消费率。

王勇也表示,从收入的分配结构看,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过去三十年呈现U型变化,而制造业内部劳动报酬份额在持续下降;从产业结构来看,伴随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就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要保证居民收入可持续性地提高,就需要产业能够不断升级,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再分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看来,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

“我国正处于应该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发展阶段。”蔡昉在《从K字形复苏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即跨过12000余美元这个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经验表明,伴随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从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变化,并没有其他什么诀窍,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关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平均降低了35%。

迈向高收入国家阶段时,中国需要保持怎样的增长速度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马庆斌认为,增长速度是一方面,关键是怎样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要更多依靠创造、创新和中国品牌,下一步引导和鼓励适应性创新,打造高质量增长。

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王勇看来,收入不平等制约了产业升级,要让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不仅需要通过再分配进行补贴,也要将其转化为持续获得收入的能力。

具体来看,首先要增加对低收入地区教育的投入。“长期来看,没有一种投资比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更大。”只有低收入地区人群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薪水,帮助地区产业升级,自我造血,才可能达到收入、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此外,还要提高社会性服务业的质量以及更公平的可获得权。王勇认为,服务业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支出。这其中,社会性服务业涉及到医疗、养老、教育等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如果没有做到公平,会很影响百姓的幸福感。社会性服务业的现状会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目标与实施手段的制定。如果社会性服务业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没有消除,即便名义上进行一些转移支付,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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