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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专栏丨稳就业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

2020年03月24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东京  

我国近年来一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可屋漏偏遭连夜雨,去冬今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内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为了稳就业,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精准施策。

王东京

我国近年来一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可屋漏偏遭连夜雨,去冬今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内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为了稳就业,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精准施策。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讨论政府应该怎样稳就业,或者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从何处发力。

就业关乎民生,政府责无旁贷。而目前要研究的是,稳就业政府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我提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以来,中国已遭遇过亚洲和美国两次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教训。读者想想,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12年,时至今日我们仍处在前期政策消化期,怎会没有教训呢?

在我看来,新冠疫情与金融危机有所不同。疫情对就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像金融危机那样严重。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曾有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也有近2000万农民工返乡。相比而言,疫情虽让企业一度停产,但只是增加了短期失业;随着企业有序复产,短期失业会逐步就业。

读者千万别误会,我说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不会有金融危机严重,绝不是说政府对就业可以等闲视之。稳就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早在2018 年底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优先稳就业”;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为稳就业作了部署。我这里想说的是:既然中央已经有部署,我们就应保持定力,不能因为疫情影响自乱阵脚。

中央讲得很清楚,今年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说: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重点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关于稳健货币政策,中央要求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强调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显然,今年宏观政策还是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操作层面,我理解有三大要点: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形成合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在推进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扩大国内需求,而财政政策则要重点支持脱贫攻坚和保障民生;第三,货币政策应松紧适度,既要防通缩,又要防通胀。

然而学界有一种观点说,去年12月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新冠肺炎病例不多,年后疫情迅速扩散,对经济的冲击始料未及,所以对年前确定的宏观政策要调整,应重新回到需求侧,重点扩投资。此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有迹象表明,新一轮投资热正在悄然兴起,据说各地预报的投资计划已达50万亿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产能过剩产业又在扩产,有些僵尸企业也跃跃欲试,伺机死灰复燃。

一个地区经济要发展,当然需要有投资拉动。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希望扩大投资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若离开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政府调控的重心一旦从供给侧回到需求侧,投资难免再次一哄而起,结果不仅会使近几年的结构调整前功尽弃,而且还会加剧未来的结构性矛盾。历史有前车之鉴,我们怎能重蹈覆辙呢?

往前追溯,从需求侧刺激投资的理论源头是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是重视供给管理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另起炉灶,创立了“需求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用财政赤字刺激投资。二战前后,《通论》曾被奉为西方的国策,可不成想,到上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于是《通论》又成为众矢之的。

平心而论,仅就总量平衡而言,《通论》并无大错。凯恩斯所以遭到围攻,原因是他忽视了结构分析。事实上,总量平衡并不等于结构平衡,而结构失衡却一定会导致总量失衡。后来供给学派崛起,作为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提出了从供给侧减税,可该学派也同样忽视了结构问题。现在看,里根时期全面减税虽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但结构性矛盾却愈演愈烈。

回头再说中国。中国稳就业的思路,是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这显然不同于凯恩斯,也不同于供给学派。中央强调: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是指以消费牵引投资,通过提振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而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则是指投资要立足于补短板,优化供给结构,让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扩大消费。

我曾撰文说过,改进供给也是扩需求。以“新基建”项目为例,随着人们消费升级,未来5G网络、数据中心等必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前不久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进度,目的其实就是希望从供给侧拉动消费。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中央鼓励“新基建”提速,绝不是搞“强刺激”,政府可以引导,也可给予政策支持;但应尊重市场规律,让企业发挥投资主体作用。

总结一下: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稳中求进”的长期方针,并非权宜之计,不能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改革。第二,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调结构: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支持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应重点投资公共品领域,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第三,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要防止加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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