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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市场对特别国债期望过高 对赤字率提升要心存敬畏

2020年05月23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不能一遇到疫情冲击,就直奔逆周期调节、直奔需求管理,忘了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当前对财政赤字提升的高度敬畏,以及对重大风险防范的重视,都是基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海外疫情的蔓延,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也给我国经济前景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综合研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预期目标做了适当调整,未设定具体GDP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CPI涨幅3.5%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与此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影响,宏观政策力度加大,像今年新发行的政府债券规模有望达到8.5万亿(较去年增长73%),货币政策方面明确要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等。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

高培勇。资料图

市场对特别国债期望过高

《21世纪》:今年要新发行8.5万亿政府债券,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很大。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

高培勇:要冷静客观地评估当前经济形势,不能在疫情冲击下,就又回到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今年1月份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我们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是三方面问题: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疫情负面冲击。

对于这三方面矛盾,需要对症下药。市场上之所以对“抗疫特别国债”等有很高的期待,在于把所有的矛盾,都当做需要扩大赤字、增发特别国债来加以应对。

在疫情冲击下,周期性矛盾在加剧,所以要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在疫情冲击下,结构性矛盾其实也更加凸显,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政策应对精打细算

《21世纪》:所以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主要是为了对冲疫情影响?

高培勇:我们目前看到的赤字在3.6%以上、地方专项债3.75万亿,以及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些安排都是在原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安排的基础上,为了对冲疫情影响,进一步追加了政策力度。

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赤字率3.6%以上,同时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言下之意,我们增加赤字、增发特别国债,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疫情发生,我们不可能追加赤字,赤字率也不可能突破3%。

我觉得可以用“挤牙膏”来形容当前的政策应对:需要多少,挤多少;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政策应对不能拍脑袋,要精打细算。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今年比去年多增的1万亿赤字规模,以及1万亿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要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六保”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对赤字率提升要心存敬畏

《21世纪》:市场之所以有更高的预期,可能是因为欧美国家刺激政策力度空前。

高培勇:在疫情防控上,我们和欧美国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于欧美。

我们要搞清自己的状态,不能让今年的财政扩张来增添未来的财政基数。今年的财政支出增加,特别是抗疫方面追加的支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是一次性的,绝对不能变成常态。如果这样的财政扩张变成常态,意味着整个宏观税负会上升,甚至可能回归到减税降费之前。

像今年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虽然是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但也是作为一个特殊项目存在。这笔钱专门用于抗疫,随着疫情的结束,这笔预算就要消失,它不是常态化支出项目。

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不能一遇到疫情冲击,就直奔逆周期调节、直奔需求管理,忘了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当前对财政赤字提升的高度敬畏,以及对重大风险防范的重视,都是基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

货币政策方面的部署,虽然没有财政政策那么多,也释放出敬畏的信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但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意味着新增的流动性不能转到股市、房市。

财政政策安排留有余地

《21世纪》:今年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人以上,是否依然需要一定经济增速加以保障?赤字率拟定3.6%以上,是不是也预留了政策空间?

高培勇:赤字率拟定3.6%以上,是留有空间的。如果形势在预期内,赤字率3.6%就是最高限;如果形势超出预期,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往3.6%以上走。因为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不确定性,所以财政政策安排也留有余地。

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新增就业900万以上、CPI涨幅3.5%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等,这些都是确定性的指标,这些是我们最在意、最看重的底线目标。

虽然GDP的增长速度不设具体目标,政策上也留有余地,但底线目标是我们要守住的。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今年这个目标降到900万。也就是说,城镇新增就业如果低于900万,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就业目标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底线目标。

不设GDP增速目标,是一种政策导向,体现了我们对质量和效益的追求。我们以前比较重视GDP这类数量指标,但经济增速不仅有数量目标,还有质量目标,像就业、脱贫、物价、国际收支等都属这个范畴。

《21世纪》: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有哪些?要如何应对?

高培勇:全球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这些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做好自己的事。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到,要落实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

这就是个信号。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应对外部诸多的不确定性。

(作者: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 周潇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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