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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把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

2020年05月28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燕继荣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燕继荣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由于具有制度优势,因此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在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在这些方面补短板,加强公共卫生治理,也是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今明两年人大常委会计划制定修改法律17部,适时修改法律13部。重点包括生物安全法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草案、动物防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认真评估并有针对性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

发展是硬道理,治理是软实力

一个国家需要具备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可以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得到理解和说明。通常说,发展是硬道理,治理是软实力。首先,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发展能力,体现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政府的职责在于提升发展水平,协调均衡发展。另外,一个国家也必须具备治理能力,表现为制度化、法治化、协调性、可持续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等对一切相对行为予以规制和管控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治理就是对行为者的行为(包括管理行为、企业行为、社会行为、个人行为)的约束和限制。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追求制动协调的状态,能够在法治的框架下合理地约束各种行为,实现有序发展。

中国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等等。

我国这一系列制度是在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无论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追求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性的战略计划(如西部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建设重大国家工程(如三峡工程),组办重大的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开展全国性的重大工作(如新农村建设、扫黑除恶),实施全国性的组织机制(如脱贫攻坚或抗疫救灾工作中的对口支援、全国干部的统一调配、公务员下乡驻村)等方面,都凸显了治理优势。

归纳起来,这些优势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协调性: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具有较大协调能力;第三,连续性: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有利于保持政策一致和持续;第四,高效性:各级政府集中统一管理,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具有高效特点。

疫情“大考”下中国优势的展现

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不仅要经得起常态生活的考验,也要受得住危机事件的挑战。日常的治理效能是检验国家制度的标尺,非常的危机时刻更是检测国家制度的“试纸”。国家生活平时的管理只是反映日常状态,但在非常时期,尤其是面临突发事件、疫情危机,预料之外的事情可能才是真正检验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治理状况的最好时机。一个好的治理体系,不仅能满足日常需求的管理,同时更应该经受得起危机时刻的考验。

从此次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这次疫情“大考”的形势下,比较之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也可以说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集中统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尽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反应,但在事实面前,在果断、统一、精准、高效的“中国经验”面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世界诸多人士纷纷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而一度主张“群体免疫”的一些国家的应对,固然反映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观念,也与它们相对松散的治理体系密不可分。

二是协调性,即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政令统一,上下贯通,协调有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运作层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党中央负责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而部门和地方则是“全国一盘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党中央的指令和调度下发挥各自的职能和效用。全国十九个省市,一一对口支援湖北各地市(武汉除外),全国紧急动员4万多医护人员分赴湖北,提供援助,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内在优势。

由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能够高度协调,所以疫情防控具有连续性和高效性。各国政府面临疫情“大考”,比较之下,中国制度的集中性、协调性、连续性和高效性等治理上的突出优势可以说得到了全面展现。我们在对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保持足够自信的同时,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

推进公共卫生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

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针对一些短板和不足需要尽快加以改进,有些事项需要制度化常态化。首先,疫情防控的全流程要进一步纳入国家管理范畴。疫情防控是国家大事,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甚至是全球大事。任何疫情,哪怕发生在一个偏远乡村,都应该视为“国家的”事情,都应该纳入全国统一管理范畴,由国家统一调配力量和资源实施应对。

第二,国家要制定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战略。此次战疫警示,需要做好全国性的危机应对物资和生产保障的战略储备。物资和生产保障战略储备计划要按照地域特点来布局,还要结合地区发展情况,让它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要充分利用非公企业高效特点,使之成为物资生产储备企业,保障物资供应,做到平时民用生产,战时及时转产。

第三,以城市为中心来设计治理体系、构建应急管理体系。现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全国各地纷纷加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以期提升城市综合治理能力。此次疫情防控中,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都得到更广泛应用。智慧城市治理,即利用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另外,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开展网上办公、视频会议、网上购物、在线申请、网络教学等活动。如果说大数据、智能治理在过去算做锦上添花,那么,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这些就变成了必需之举,比如通过更多智能化的服务取代人工服务,避免人际接触;比如对于疫情中的检测,各国、各地区有各种流程的设计和手段;再比如通过移动手机实现个人行程审查。诸如此类,都反映了遇到类似问题时,新型城市治理如何更好地应对,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要全面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决定基层治理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因素,比如各地疾控中心、防疫中心、医疗中心的物质建设方面,必须要有储备,即使没有储备的话,也要实现24小时之内或者短时间之内,马上能够转化成相当的物质条件。另一个方面主要是管理能力,比如当我们必须进行居家隔离的时候,社区管理中要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要同时满足很多功能,包括管理隔离、检测记录、特别服务等功能。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力量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推进社区与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的根本立足点在基层,只有全面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才能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健全疾控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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