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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学生扩招、医学院扩军 能否解决医疗人才培养痛点?

2020年06月10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唐唯珂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学教育再次引起关注。教育部为了加强医学教育,培养一线医护人才做出了相关部署。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医学教育再次引起关注。

教育部为了加强医学教育,培养一线医护人才做出了相关部署。5月2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五年制本科医学生6822人,较去年增加122人。同时,今年教育部的研究生扩招名额也将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

另一方面,众多综合性高校也积极开展医学相关学科建设工作。今年来多所一流大学成立与医学相关的学院,聚焦建设医学相关学科,其中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海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等。

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我国目前医疗教育最大的短板在于学制的混乱,不同区域、级别医院工作的医生有的仅五年本科毕业,有的则八年制本硕博毕业,相对造成水平存在一定差异,除此之外,医疗人才的短缺不一定是缺乏医学生,目前仍然存在大量临床医学毕业的学生并没有从医的现象。”

高校加强医学教育布局

疫情出现后,社会各界对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建设公共卫生学科得到了许多高校的响应。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建议,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公共卫生领域的学院应时而生成为关键词,2020年以来,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南方科技大学成立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南开大学设立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随着今年公共卫生方向研究生扩大招生规模,这一学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报考热度和社会关注度。

建设和发展公共卫生学科,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当务之急,但高校进军医学相关学科之风,却早已兴起。

1998年,浙江大学与浙江医科大学合并,随后多所985高校如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南大学都通过合并医科院校的方式成立了医学院。此外,部分高校如天津大学、重庆大学也通过自建医学院弥补学科空白。

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冠军”,意味着医学相关学科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科研实力的评估和科研收入。据统计,各大高校所斩获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多数是与医学相关的项目,如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基金的总立项数高达1199项,其中,医学类项目数量为632项,占据了半壁江山。

此外,达成校地合作,建设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也是高校进行医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6月6日,上海大学与宝山区达成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将仁和医院、罗店医院纳为附属医院;5月13日,南京医科大学与盐城市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依托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成立盐城临床医学院。医院与高校合作双赢,高校为医院输送专业人才,医院为高校提供实践和科研资源,对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性大学大举开办医学院一定程度上为了提升自身排名,而今年的医学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整个研究生领域的扩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对于是否真正起到供给更多医疗人才的作用很难说。”庄一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另一方面,医学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融合,也成为医学前进的方向。

上海大学建设医工交叉研究院,同样瞄准了医工结合。基于其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将重点围绕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医学问题,探索仪器制造新突破、材料开发新技术、智能检测新方法、精确诊断新途径等,开展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为老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提供方案。

许多以工科见长的高校纷纷采用医工结合的模式建设医学及其相关学科,尝试凭借工科优势打造医学学科特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2008年成立“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搭建起工科与生物医学之间的桥梁;于2016年建立生物医学工程北京市高精尖中心和大数据精准医疗北京市高精尖中心,成为突破机制、发力医工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传统工科名校,亦先后启用医工结合的学科建设模式。

医学教育难点

尽管各大高校积极布局医学教育,但是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是目前我国医疗教育的难点仍然集中在教育质量、水平层次不齐和规培质量相对粗糙。

我国现有医学教育学制从3年到8年不等,其中临床医学教育学制是3、5、7、8年制并存:3年制毕业生授专科学位,5年授医学学士学位,7年授医学硕士学位,八年制授医学博士学位。

医学教育学制呈现复杂混乱局面,医学生培养包括在医科院校完成基础教育,再接受若干年临床训练。但高校教育和卫生部门管辖的毕业后教育,有互不兼容的问题,造成医学生培养模式混乱,临床重复培训,增加医生培养成本。

2015年起,我国实行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另外,根据世卫组织亚太卫生体系和政策观察发布的《转型中的中国卫生体系》指出,招生规模扩张的同时,师资队伍却没有相应增长,这可能降低医学教育质量。此外还有课程设计陈旧、过于强调生物医学技术而忽视伦理和职业精神教育,也都是医学教育目前面临的困难。

广州多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医院年轻医生的质量正在逐年下降。

在世界各国,规范化培训医生,都是职业培训最严苛的部分,也是通往临床道路上不可逾越的步骤。2016年1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政策,在原本三年住院医师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2~4年的专科培训。国家卫计委多次提到,他们借鉴了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模式。

中国正在补课,努力推动执业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规培的初衷,正是实现医生的均质化。涌向大城市医院的病人们其实并不向往大城市的便利和发达,也不羡慕大医院的精良装修和数字化流程,目的只有一个——寻找好医生。

但因为培养模式和地域差异,中国的医生群体异常割裂,无论是从能力、学历、实践技巧、理论水平都千差万别。

过去,缺乏规范化培训制度,大部分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未经二级学科培养,直接分配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以后的能力和水平,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在省市县医院的条件。这也是造成各级医院差别越来越大的根源。

但即便是推行规培制度之后,国内的规培问题仍然很明显,一方面规培待遇低,无法留住年轻医生忍受长培养周期;另一方面,实际临床操作培训相对粗糙成为痛点。

国内规培的问题存在于,国内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高、正高之间缺乏应有的界限;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对医生的培养也可能完全不同,没有规范的原则可以遵循,更多是医院和科室自己制定的规矩。

而这一点,无论在美国还是新加坡的教学医院,团队中Attending(Consultant),Fellow(Registrar),Resident(Medical officer)的责任分工都很明确。Fellow、Resident也有自己不同的培训方案。这规范统一的培训让一名医生在不同医院间的调动都变得便利而通畅:因为只要通过培训,职称在任何一所医院都被认可;同时任何一个医院都有着相同的工作体系。其次,国内专科领域缺乏规范化的统一的治疗——即使同一医院的不同团队,治疗手段可能也天差地别。

广东威尔医院联合医生集团创始人兼CEO林子洪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阶段的医学教育规培相对较为粗糙而未来医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应向更为严苛的规培方向发展。

以美国为例,其规培模式之严格和艰苦更是世界闻名,时间更是比中国要长。美国的医学教育统一为4(本科)+4(医学院)+3~5(住院医师)+2~3(专科)=13~16年。而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医学教育质量显得参差不齐。

“在美国只要是称作医生的,都是通过系统化、统一严苛训练的,但是我国医生的实际水平则差别很大,中国叫做医生的,既有三年制中专毕业,或高中毕业通过读四年大专,工作在村卫生室的,他们活跃在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当中,也有通过8年以及更长时间培养服务在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同称作医生,但实际水平差别其实很大。国家通过定向培养农村地区免费本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解决此类问题,但优秀学生放弃学医则不单单是医学教育的问题,涉及到医生待遇各个方面,更为复杂。”庄一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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