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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招做大做强省会 西安、南京、成都率先复苏

2020年06月12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燚 

当城市化进程步入都市圈发展时代,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背靠更广大资源来参与国内以及全球竞争,以此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似乎已成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发展之路。

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做大做强的梦想。

6月7日-9日,济南市党政代表团马不停蹄赶往郑州、西安进行考察,希望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加快提升省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无独有偶,广州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围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坚持城乡整体规划、一体建设、精细治理,增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强中心城市,做大做强省会,是提升省会话语权的现实选择,也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在他预计,很多省会都会继续跟进强省会战略。

多地推出强省会战略

省会,是每个省份的门面担当,承担着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重任。为了做大做强省会,今年以来多个城市接连放出了大招。

6月1日,济南《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从求学、就业、居住、投亲、人才等六方面放开落户限制。按照规定,无房、无学历、投靠亲属者均可落户,山东省会济南吸引人才的诚意可见一斑。

揽人同时,济南也在扩大自己的“朋友圈”。6月8日,山东省政府“画”了省会、胶东、鲁南三个经济圈,其中的省会经济圈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七市,省会济南的腹地迅速扩大。

在胡刚看来,做大做强省会的途径一般有三种,通过放宽户籍限制加强人才人口吸引力,调整行政区划以合并周边区县或地级市,以及产业转移提升省会辐射力。随着行政区划调整难度增大,越来越多省会也开始选择都市圈软性扩张的方式,背靠更广大资源来参与国内以及全球竞争,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

拉上周边“小伙伴”,一起做大做强省会的还有南昌和贵阳。去年7月,江西出台《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2019-2025年)》,南昌、九江等多个市县被纳入“圈内”。通过都市圈平台参与全国区域竞争,南昌存在感大大提升。2018年末,该都市圈总人口1790万人,GDP为10506亿元。

今年2月,贵州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希望通过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改变省会贵阳因空间制约难以“大展拳脚”的束缚。

当城市化进程步入都市圈发展时代,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背靠更广大资源来参与国内以及全球竞争,以此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似乎已成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发展之路。

身处“散装江苏”的南京,则通过做强交通的方式集聚区域要素。今年5月,南京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南京实施方案》,意欲通过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综合枢纽城市,构建米字型铁路网络,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和省会城市功能。

此外,还有昆明、合肥等部分省份在区域竞争中的名次,实现了“被动式”上升。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核算制度,昆明2019年GDP较初步核算数增加814亿元,达到6475.88亿元。受此影响,其GDP总量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第12位,位次较2018年的17位前进5位,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3位,经济总量实现了新跨越。

强省会战略徐徐铺开,是不是就意味着省会城市越大越好?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并不赞同,“一般省会城市经济占全省3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按此,强省会城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内陆强省会、沿海双子星的格局。

2019年,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低于20%的城市,有济南、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其中属济南经济首位度最低,为13.29%;高于30%的省会城市有武汉、海口、成都、西安、兰州、西宁和银川等,其中又以银川最高,为51.33%。

西安、南京、成都强势复苏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引来关于强省会战略的争议。一般来说,省会城市都是每个省份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地,易造成疫情传播扩散,导致经济遭受重创。

以经济首位度约35%的武汉为例,此次疫情导致其一季度GDP骤降40.5%。不包括未公布一季度数据的长沙,同期武汉的排名从省会城市第3,迅速掉到第6的位置。

“并不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受疫情影响就大,尤其是特大城市需要纠正这种误区。”陈耀认为,疫情属于重大突发事件,人口密度与疫情影响程度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以及城市自身产业结构。

以最新的1-4月数据为例,在多数省会城市还处于负增长之际,西安、南京和成都的工业、投资双双呈现正增长的态势,释放出经济强势复苏的信号。

1-4月,西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转负为正,同比增长了3.4%,比一季度提高5.5个百分点;投资则延续一季度微增态势,1-4月西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了5.8%。

这意味着,在18座已公布1-4月经济数据的省会城市中,西安工业、投资增速分别位列第一、第二。

同样表现强劲的还有南京和成都,是为数不多工业和投资均保持正增长的省会城市。1-4月,成都规上工业增长0.7%,投资微增0.1%,跳出了一季度负增长的区间。

作为一季度省会城市中唯一经济正增长1.6%的城市,4月南京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虽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但投资中的服务业投资出现强势反弹,1-4月增速提升了5.8个百分点。

为什么这三座常住人口超800万的省会城市能够率先恢复?

陈耀指出,这与当地政府疫情防控得力、复工复产有力有关,也与当地经济结构有关。因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多,抗风险能力较强,能对上下游企业产生需求进而迅速带动供应链恢复。

相较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沿海制造业城市,南京形成了以电子、石化、钢铁、汽车、电力等传统支柱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多以国企和大型企业为主。今年一季度,南京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136家规上工业企业不间断生产经营,实现增加值244.6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34.3%。

4月当月,西安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长33.3%,环比提高29.8个百分点,年产值过千亿的汽车制造业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33.1%和52.4%。

按照目前发展势头,今年西安的GDP有望突破万亿元,并实现历史最好名次。这也意味着,西安或将跻身万亿GDP城市俱乐部。在今年地方两会中,西安是唯一提出GDP增长具体目标的城市,预计GDP增长7.5%左右,较去年还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网红城市成都,历来是消费能力旺盛之都,同时也是西部电子信息产业桥头堡。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聚集了规上电子信息企业120余家,包括英特尔、德州仪器、京东方、华为、富士康等龙头企业。1-4月,成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长9.5%,远高于规上工业增速8.8个百分点。

在陈耀看来,疫情给省会尤其是特大城市上了一课,通常省会都集聚了省内甚至全国最优质的资源,但同时也是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地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利有弊。因此,强省会战略,应该保持适度集聚和均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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