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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快制度型、规则型开放 深圳应着墨港澳衔接

2020年08月26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智宇,纪苏芸 

在受访人士看来,深圳过去的成功离不开制度的开放,在未来,通过与香港、广州等城市的协同配合,深圳应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规则型开放,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的模式和道路。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Thomas Farole曾表示,“任何一个在十年前没有经济特区的国家,现在不是已经有经济特区了,就是正在计划建立经济特区。”

早在1959年,第一个现代自由贸易区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建立,随后全球的特区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各类经济特区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球经济特区的数量已超过4300个。

在这数千个经济特区当中,深圳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炫目、惊叹,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窗口。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采访过数位东南亚、中东地区的经济特区的负责人,他们在谈及自己的目标时,离不开的便是如何吸取深圳的经验,甚至取得像深圳一样的成功。

2020年既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双区驱动”下,深圳改革发展再出发的第一年。在受访人士看来,深圳过去的成功离不开制度的开放,在未来,通过与香港、广州等城市的协同配合,深圳应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规则型开放,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的模式和道路。

规则突破孕育创新土壤

由点及面,深圳在深港科研合作方面的创新是深圳创新发展之路的一个侧写。

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原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克科在1988年5月时,带着一纸调函从湖南来到深圳,在深圳工作的第十年(1998年),张克科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报到,自此,张克科便与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结缘,参与到深圳科技产业的一线工作当中。

在张克科二十余年的工作当中,深港两地科技合作是他工作生涯的一个主要环节。用他的话来说,“尽管几经波折,但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

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港资为主的企业家为深圳带来自己的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经验,在深圳基础配套匮乏、厂房技术和管理模式落后的情况下,推动着深圳的产业发展。

随后深港之间的科研合作在产业界、学术界、各大科研机构都有不同层面的接触,早期参与深圳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也非常关注这一方面,大量港资企业谋求转型,筹划进行产品的自主研发。

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在1991年时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22.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8.1%。而在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6277.98亿元,实现增加值9230.85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5%。

张克科回忆称,深港科技合作涉及很多规则衔接方面的创新,为深圳能够取得如今的创新成果打下基础。他举例称,在科研经费方面,深圳市对几个香港大学在深圳注册的法人机构一视同仁,给予深圳市科研经费待遇。但是香港科技大学有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和香港合作的项目,却因为相关规则的问题难以推进。

张克科表示,“通过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名义来申请,由个人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以课题组和项目组来承接的方式,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项目最后申请下来了科研经费,这也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涉及跨境科研经费等要素流动提供了经验”。

张克科认为,在深港科研合作方面,深圳市政府敢于担当,做了政策性的对接和担保,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进行规则的创新,为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更好融合、更好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尝试。

一系列的规则创新也为在深圳的创业者奠定了坚实的创新环境。作为一名香港“90后”,郭玮强在深圳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曾在香港创业的他曾因香港本土“产品生产、产业链融合”问题而发愁,但在2015年与合作伙伴参观了前海、听完相关政策后,决心来到深圳创业。

用郭玮强的话来说,在前海创业,既能利用香港的海外市场开拓及高级技术研发,还能发挥深圳在软件及硬件采购、生产管理和融资方面的优势,对初创团队全方位的服务与政策扶持是他选择在深圳前海创业的主要原因。

截至2020年一季度,前海梦工场累计备案孵化创业团队446家,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备案团队227家,累计融资超过15亿元。

新时代下进一步“国际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是在1991年博士毕业后,于次年来到了深圳。

用郭万达的话来说,从大学老师,再到从政、下海,最后回到研究机构,自己来到深圳28年,经历了三次创业。

在郭万达看来,从城市规划到城市服务的改善,再到一系列国际化规则的衔接,这是深圳在过去40年发展中取得成就的关键。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圳又承载了新的历史重任,深圳也应该进行更多的“实验”,进行更多的尝试。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认为,创新仍然需要营造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化环境。这就需要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法制化的环境。同时要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到深圳就业和生活。不光是技术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金融人才,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链。

“通过形成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化的环境,使得创新要素在此自由高效流通,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企业和资金都可参与其中。”曾智华说。

郭万达认为,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深圳的开放其实应该是如何率先实现与港澳地区的开放,与港澳地区建立互联互通,促进在市场规则下的要素流通。

郭万达建议,深圳的进一步开放可以从进一步对接国际标准、放宽现有配套限制、打通“大数据”等方面进行。

郭万达举例称,在金融领域,深港通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深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但就目前来说,还是“管道式”的开放,如果进一步将管道拓宽,便实现了开放。

张克科则表示,可以率先利用好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样的创新平台,对深圳的开放也能起到启示作用。他建议,可以在深圳园区中,提供3-5栋楼,把他们交给香港方去管理,而楼内的香港企业,完全可以按照港人港税、港人服务的方式来运作,深圳方则做业务管理。

张克科认为,应该让深圳河套地区成为香港的一个飞地和驿站,加强两地更加紧密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科研人员在制度、资源和产业等多方面的衔接,通过创新的模式,真正支持科研合作的开展。

张克科建议,深圳应该通过一个围绕创新产业链、打造重大项目的组合,形成延续多个“五年计划”的布局,进而在5G、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海洋产业方面成为全球领先的科研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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