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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专栏丨参与国际循环要防止被人“卡脖子”

2021年04月23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东京 

近年来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受其影响,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出现了一些堵点。面临挑战,我国提出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受其影响,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出现了一些堵点。面临挑战,我国提出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一国经济循环有些方面为何会被人“卡脖子”?参与全球化分工怎样才能防止被人“卡脖子”?

对一个国家来说,若某种商品之前一直是从国外进口,可突然有一天对方要限制该商品的出口,而进口国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这样就被人卡了脖子。供应链中断,国内产业链也会有中断的风险。

为何会出现这种“卡脖子”现象?在我看来,最基本的原因是国际分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推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国家按“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利。后来李嘉图又作了进一步拓展,指出一个国家即便没有绝对优势,按各自“比较优势”分工也可以双赢。

举个例子。假定甲、乙两国皆生产大米和布匹,但生产成本有差异:甲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8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90小时;而乙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11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100小时。自己与自己比,甲的比较优势显然是生产大米,乙的比较优势是生产布匹。若按比较优势分工,甲生产2吨大米而放弃织布;乙生产2匹布而放弃生产大米,然后用大米与布匹交换,不仅各得其所,且双方皆可节约10小时成本。

斯密和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无疑是对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贸易自由。上面例子中,大米和布匹都是生活必需品,要是甲、乙两国中有一个国家限制出口,彼此则无法形成分工。理由简单:假若分工后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乙国人会没饭吃;乙国的布匹不卖给甲,甲国人会没衣服穿。由此可见,在国际分工条件下,若贸易受到限制就可能被“卡脖子”。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读者注意,我们以上分析的只是两个国家的分工。假若有甲、乙、丙等三个以上的国家参与分工,情形会不同。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国,乙国可以从丙国或丁国进口大米,这样乙国也不会被“卡脖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今天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为何仍出现了被人“卡脖子”现象呢?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产品的全球供求状况有关。

是的,国际市场有供给过剩的商品,也有供给短缺的商品。一个国家对供给过剩的商品有需求,自然不会受制于人,但若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却容易被人卡脖子。

据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分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共赢,但若某产品在国际市场供给短缺,而国内又对其存在“刚需”,那么就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我在前面说过,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可能会被“卡脖子”。要是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商品,一个国家也不生产,则迟早会被人“卡脖子”,这一点可确定无疑。

再想深一层:放弃全球短缺产品的生产会被人“卡脖子”,那么全球供求平衡的商品,自己能否不生产呢?我认为也不能。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或零配件)卡别人的脖子。要知道,关键核心技术是稀缺性技术,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却可规模化生产,供给并不短缺。产品不短缺而人家为何不卖?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卡对方的脖子。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是的,一个国家若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高度依赖进口,长此,被人“卡脖子”将势所难免。

总结一下本文要点:第一,“卡脖子”现象是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主张贸易自由;第二,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产品往往会被人“卡脖子”,所以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我们绝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第三,关键核心技术是具有觅价权的垄断性技术,为防止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研发。

最后再提一点建议。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中国从现在起追赶,不仅所需投入大,短期内也不可能全面领先。可取的选择,是在颠覆性技术方面超前部署,重点突破。当年我们搞出两弹一星,争取到了几十年的和平。若发挥我们举国体制优势,在颠覆性技术上掌握主动权,以“卡”止“卡”,定可一举扭转被“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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