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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丨持续改善收入分配并扩大国内需求

2021年05月20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部分人群收入低与成本高的矛盾需要及时解决,这不仅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也影响生育。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市场继续呈现稳步恢复态势,传统消费提质升级,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比2019年同期增长8.8%。1-4月,社零总额13.8万亿元,同比增长29.6%,比2019年同期增长8.6%。

但是,数据同样显示消费恢复还不均衡,基础尚不稳固,一些领域恢复还比较慢。从结构看,中高端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服装鞋帽、建材、家具、化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8.3%、31.2%、30.8%、21.7%和17.8%。海南离岛免税店免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5倍。一些大型购物中心、金银珠宝企业中高端产品销售额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这与去年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并开放市场后的表现基本一致,即高收入群体整体消费并未受疫情冲击影响,相反,由于无法出国消费而增加了在国内中高端商品与服务领域的消费力度,从全球奢侈品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营收增长也可证实这一点。我国应该积极开发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提高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供给,中国正在扩大进口并降低关税,但服务业开放和高质量供给还有巨大空间。

数据也显示消费基础不牢,后劲不足。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3%,但3月增长了6.3%,增速回落了2个百分点之多。“五一”假期消费也不尽如人意,其间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达2.3亿,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103.2%,国内旅游收入1132.3亿元,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77%,折算后人均旅游支出仅为疫情前水平的74.6%。当然,由于担忧疫情,今年“五一”短途旅游比重大增,这种结构性变化会降低旅游消费支出,同时,为了吸引游客,很多旅游产品进行了打折促销。

事实上,早在疫情前中国消费增速就开始逐年放缓,而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就业冲击较大,并且给中低收入者制造了不确定预期,对消费构成短期影响。此外,需求尚未完全恢复,同时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对下游企业构成压力,影响了企业招工意愿与工资增长能力,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高达13.6%,就业工时比3月也有所回落。因此,在短期内就业和收入仍然存在结构性不振,持续对消费构成影响。

目前中国消费遇到更多长期因素的挑战。首先,消费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现象背后,实际上是收入分配失衡,高收入(财富)群体并不会因为疫情冲击或经济暂时波动而受影响,但中低收入群体依赖工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支出,更容易受市场环境影响,他们缺乏可以带来安全感的储蓄,在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而面临失业风险以及工资议价能力很低,灵活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部分人也缺乏社会保障。作为人口基数最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

其次,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62.1%。居民部门在2008年后的杠杆率快速上涨,主要是两次房价上涨引发,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疫情前消费放缓的原因也与2016年前后楼市上涨带来的杠杆率上升有关。去年以来,部分地区再次出现楼市过热问题,杠杆率过快上涨。劳动薪酬在分配环节占比逐步降低的同时,居民部门负债率持续走高,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国民消费能力。

其三,最新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加速,这个因素会对消费增长构成长期的压制。与此同时,受收入与房价等因素影响,作为消费主力的一大部分年轻人也从“佛系”进化到“躺平”。所谓“躺平主义”是指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实际上,这种思潮背后是年轻人没有足够收入支撑这些基本的生活目标。收入低与成本高的矛盾需要及时解决,这不仅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也影响生育。

一直以来,消费拉动力量不足就会强化投资作用,并形成了路径依赖。而投资会进一步削弱劳动薪酬在分配中的占比,并推动资产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政府与居民部门的负债,强化贫富差距。目前,中国需要在不影响经济运行的前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发展模式与利益分配调整,但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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