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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多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2021年08月19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莎 

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万元,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38万元。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近5.1亿人,占总人口比36.11%。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主体是农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也是农民。

会议明确,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多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万元,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38万元。近些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城市居民,但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9%。

会议指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句定调的话,意味着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人们致富仍然主要靠劳动和生产,而非保障和分配。

“单靠农业,特别是大量小农户堆积在土地上的农业,很难提高农民收入。”陈明认为,要真正提高农民收入,需要统筹考虑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

在新型城镇化方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63.89%,未来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城镇化推进过程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提高其收入水平。在乡村振兴方面,部分农民离开农村之后,留存农村的专业农户经营规模会扩大,收入相应提高。

在生产性收入之外,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

而农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是土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张俊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可供使用和升值的财产主要是宅基地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包括宅基地和房屋能否自由出租和销售。“农民提升财产性收入更多是强调盘活土地资产,顺应城镇化趋势,为农民进城和居民下乡创造条件。”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而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应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农民进城可以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等各项权益,“对于进城农民而言这是一个变现机制,在法律层面有法可依,但在操作环节改革一直不到位,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很复杂,还有待未来进一步完善”,陈明说。

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小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除了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和农民内生致富,还需要推动城镇人口下乡,利用城镇资源带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如支持城镇人口返乡和入乡投资、创新创业等。

解决农民绝对贫困问题之后,要利用城镇和农村资源发展农村产业链,带动农民分享产业链升值红利,促进农民增收,孙小龙说。

张俊伟指出,具备条件的农村也可以利用乡村历史遗迹等人文资源和山清水秀的自然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农民参与其中,共享旅游经济红利。

多方面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要依靠增加农民收入,也要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会议指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会议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定下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判断,这个很重要。”陈明表示,公共政策体系需要考虑平衡性,对农民和农村的兜底性措施需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不能无限度增加。

陈明认为,对于农民而言,医疗和养老是最具普惠性、兜底性和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形式。现在全国基本已普及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如新农合、新农保等。

张俊伟指出,“农民加入社保和医保背后有政府补贴,政府通过这类保险制度给农民托底”。农村老龄化现象比城镇更加严峻,对于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要适度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涉及养老、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多个方面,除了资金支持,还需要综合考虑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位置、覆盖人群和运营成本等因素。以医疗为例,张俊伟认为一个较好解决农村医疗的方法是在乡里建医务所并配置素质较高的医生,另外安排部分医生在各村落间巡回工作,对村民尤其是老龄村民进行身体护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未来较长时期内,农民进城仍是大趋势。陈明指出,农民进城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进城农民主要有两类,一是具备一定城镇谋生手段的农民,二是基本靠子女供养的老年人。

而对于进城农民来说,张俊伟认为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方便其流动,现在部分城市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经打通。

但孙小龙认为户籍、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就业等仍是摆在进城农民面前的大问题。

孙小龙指出,一方面,尚有部分城市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依旧建立在户籍基础上,进城农民仍面临“差别化对待”风险;另一方面,现有住房保障体系更多面向新市民和青年人,与低收入农民工群体之间适配性较差,需要聚焦进城农民,定向推出福利宿舍等住房解决方案。

与务农相比,农民“进城”的收益更高。但在孙小龙看来,进城农民仍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考验。受自身知识和技能所限,大部分进城农民被迫灵活就业,从事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工作,一旦遭遇重大突发事件,很可能面临失业风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进城农民的工作技能,提高其城市生活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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