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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专家前海共话全球秩序“大变局” 郑永年: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系统性评估迫在眉睫

2021年09月14日  05: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洪晓文 

当前备受热议的环境、气候、能源、新冠疫情、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不只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所有国家的挑战,因此,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理解和评估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在中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这二十年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加速演化。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带来了哪些挑战或机遇?中国将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1年9月11日-12日,“百川论坛——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2021研讨会”在深圳前海举行。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暨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邀请全国各地数十位知名学者和各领域专家,共同探讨和评估当前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为中国制定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面临各种挑战,全球化的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而一些国家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又引发了政治危机,使得民粹主义正在冲击西方传统的政治秩序;同时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困境,使变局加速演变。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如何了解并看清世界的变化,做正确的、精准的、具有预见性的外交决策,从而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做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评估,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为此,研讨会围绕失序中的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大国关系、中国与东亚、中国与南亚与中东、中国与全球治理、地缘经济、国家安全与危机管控、法律与规则八大主题展开圆桌对话,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探讨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特征、影响及相应的“中国方案”。

最后,郑永年教授在总结时感慨,当前备受热议的环境、气候、能源、新冠疫情、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不只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所有国家的挑战,因此,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理解和评估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

郑永年-资料图片

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再到英国脱欧,回溯世界迈入新世纪的二十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曾同时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单极化和全球化。因此,后冷战时代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曾经由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二是包容性,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也通过全球化参与到国际秩序之中;三是合作性,全球化需要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全球治理也需要国家之间合作。然而,吴心伯强调,包容性与合作性正面临美国当前主导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国际秩序的挑战。

因此,对比二十年前和今天,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谈到“冷战后形成的秩序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变化。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达巍指出,目前中美和中美之外第三方国家的力量差距在拉大,而中国在其中从全球化竞争的受益者,正转变为大国竞争中的受力者,未来国家间力量变化将是影响秩序走向的重要因素。

其中,在国际经济体系方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最主要的治理平台,但近年由于大国竞争加剧,G20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正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2020年以来,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失序”。根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的研究,新冠疫情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不亚于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发展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发生重大变化。这场疫情提醒人类这可能是未来气候灾变的一次预演,因此去年至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纷纷地宣布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减排将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结构性发展的一个最基本力量,绿色经济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及对各国经济基本结构和布局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此外,朱锋认为疫情还冲击着全球治理机制和价值,带来新的“动荡带”“饥饿带”,并且对大国关系造成影响。

对于中国外部环境的种种巨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主题演讲中建议,想要看清世界局势,首先要立足现实,认识到世界格局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是常态,跨越发展是例外。如果希望对未来描绘一个大致的轮廓,首要就是解决现实问题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因为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创新是并存的,更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能否在“失序”中创造机遇?

入世2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实物消费市场和第一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稳居世界前列。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变化?多位与会专家强调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责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锋从深度多元主义的视角展望,未来的大国关系将在没有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格局里展开,超级大国从实力和影响力上讲将不复存在。因此,超级大国消失、传统大国内敛化这两个变化给中国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机遇,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做新型的、有国际担当的、能负起体系性责任的大国的机遇,走一条能引领、能贡献但不称霸的道路,体现出东方大国的智慧。

国际合作与坚持多边仍然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旋律。吴心伯指出,首先是经济上应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抵制和弱化脱钩倾向;第二,在政治上要积极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弘扬多边主义;第三是在安全上减少大国冲突的风险。

针对特定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指出,中国应与欧洲在全球治理领域里面成为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反恐怖主义等国际热点问题上,深化与欧洲的合作;面向亚太,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衣远谈到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的韧性,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抗疫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并提出接下来随着东盟经济复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一带一路”合作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气候变化背景下,碳中和成为全球另一核心议题。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39.7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同时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国际能源论坛(IEF)前秘书长孙贤胜认为,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正在形成。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随后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宣布了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新举措: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对此,孙贤胜表示,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对世界的绿色环保、人类的生存空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体而言,评估和判断当前国际形势及中国的应对之路,在杨洁勉看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想要重构和解读世界格局是什么,就要先理清资本主义问世以来的国际格局的发展轨迹;第二,思想理论的研究必不可少,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交汇和交锋中才能步入成熟;第三,要有全球战略的思维和思考模式,中国在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时期需要制定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做到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不回避逆势的挑战;第四,要进行体系机制的战略研究。

对于变化世界中的中国,杨洁勉寄语,“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和国际社会共同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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