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普通民众在疫情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抑郁以及应激状态令人关注，近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王小平教授指出，在临床治疗中，要特别注意不仅要消除症状，避免复发，还要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王小平指出，判定患者是否治愈的标准也需要结合症状和社会功能两部分。

抑郁症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中国是全球抑郁症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其患病率增高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带来相对较高的自残、自杀率和社会成本。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影响更加凸显，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近日的记者会上特别呼吁大规模增加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治愈标准要结合症状和社会功能判断

抑郁症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存在发病率高、识别率、就诊率、治愈率低的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估计，全球有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约占全球人口的4.3%，相当于100个人里至少有3个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的发病率及相关自杀率也居高不下。

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中国大陆的抑郁症的就诊率是8.7%，就诊患者药物治疗率是51.5% ，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而在就诊者中，接受药物治疗的人只有一半，接受规范化治疗的更是少之又少。

王小平分析称，这与公众对抑郁症不了解、不重视直接相关。王小平结合多年的临床观察称，很多患者不愿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甚至认为抑郁是思想上的问题，往往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后才到医院接受治疗，即便到医院多数患者也没去精神科，而是去了其他科室，加上就医后治疗的规范性不够，这些对抑郁症治疗的整体结局带来负面影响。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大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马现仓也特别强调科普的重要性，包括非精神科医生、患者等在内都要对抑郁症有正确的了解、判断和应对方式。“目前探讨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复发率和增强患者的社会功能是临床治疗的当务之急。”

实际上，抑郁症是个慢性的疾病，它的治疗需要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的阶段，基本的治疗时长平均都在18个月以上，但只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规范治疗，目前抑郁症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抑郁症首发急性期是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在此期治疗方式不恰当，导致在急性期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则会使最终的治愈率下降。

 随着对抑郁症认识的逐步加深，医学界对其治疗目标从早期仅关注情感症状的改善，转变为全面改善情感、躯体、认知三维症状及社会功能恢复。在抑郁症导致的经济负担中，疾病治疗成本仅占小部分，但是因为工作能力丧失产生的间接成本占其全部经济负担的80%以上，因此功能恢复是评估抑郁症治疗是否成功的关键，治愈的标准需要结合症状和社会功能两部分。

精神科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此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抑郁症患者难以处理人际关系和职场关系，由此影响其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家庭成员罹患抑郁症会极大地影响整个家族和家庭生活，这可能会导致患者无法参加家庭和社区活动。

卫生经济学的分析也显示，抑郁症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主要源于职业功能的损害。对于职业人群而言，抑郁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生产率下降、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影响对社会的贡献。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剧，在中国，职业人群逐步成为抑郁症发病的重灾区。

 从卫生经济学考量

实际上，抑郁症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它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辅以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

据介绍，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SSRI类药物广泛应用临床，侧重改善抑郁情绪、情感症状；二类是SNRI类药物，如选择性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既缓解情感症状，也改善躯体症状；三类是多模式药物以伏硫西汀为代表，不仅能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还能调节5-HT1A、5-HT1B等受体。

2018年在中国上市的心达悦®（氢溴酸伏硫西汀片）是一个多靶点的作用机制的新型抗抑郁剂，在改善抑郁症认知症状方面获得了一些可喜的证据，通过改善抑郁症状，包括情绪，躯体及认知，为患者带来额外的临床获益。这是目前首个，也是唯一在产品说明书中加入其对认知症状治疗数据的抗抑郁药物，提高了治疗有效率和临床治愈率，患者依从性高，得到国际权威指南一线推荐。2018年《柳叶刀》21种抗抑郁药物的荟萃分析也佐证了其疗效和可接受度。

抑郁症的治疗之所以强调社会功能的恢复，原因在于因抑郁症造成误工和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疗负担更大。据估计，全国每年损失494亿元人民币的误工费、医疗费和其他费用。WHO调研发现，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4美元的回报。

药品的卫生经济学价值需要综合考虑多方指标，比如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结局、成本生活质量等，目前医学方面社会经济学指标的使用或研究相对不足，难以评价一个药物的综合价值。

在王小平看来，创新药表面看费用偏高，但它恢复患者社会功能并减少自杀率，其综合获益可能更高。集采、医保谈判均需用精确指标来权衡，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保障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任何医学干预都应站在患者角度考虑其成本效益；且新药使用量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这是良性循环。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讲，不能仅看医保前期支付了多少，而要看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后能为社会贡献多少价值。若患者不回归社会，其社会贡献基本为0，社会反而要从其他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像伏硫西汀这类新药上市时间短，因未进医保导致患者需求被抑制，建议相关部门强化综合评价及优化准入决策让更多患者获益，这一点非常重要。”马现仓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