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警方集中打击了一类新的犯罪行为：以“结婚”为手段过户京牌指标，据说其中一名女子两年内结婚离婚28次，借此变更车辆23辆。 

其实，对经历过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的人来说，这一行为并不陌生：这就是当年所谓的“投机倒把”。当年出现大量的“倒爷”，是因为经济中存在两个不同价格、不同机制的市场。而现在出现变相“倒卖”车牌，也同样是因为车牌市场上存在的管制。 

最新一次（10月末）的摇号中，中签率只有0.032%，也就是不到3000分之一。这一方面反映出中签机会之低——低于双色球中四等奖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供需的严重不平衡。“一牌难求”，意味着“一牌”是刚需。而“限牌”则是通过行政手段，在价格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压制了供给，使得其远远低于市场需求。 

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要这种供需不平衡存在，就必然会出现某种黑市或“灰市”。而且，北京还不允许车牌通过交易过户，因此有需求的人们只能通过假结婚方式来变相交易。这种行为在政府看来当然是“钻政策空子”获取暴利，而且也因为缺乏规范而带来纠纷甚至欺诈。但这不是仅仅靠“严打”就可以杜绝的。在严格执法之外，也应该思考如何减少这种被“钻”的空间。 

虽然没有正式统计，但从新闻报道以及网络论坛的讨论来看，在其他实行限牌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假结婚”现象并没有北京这样严重。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城市的供需矛盾没有北京这样严重——例如，北京对外地车的限制是最严格的。但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这些城市的牌照分配或者完全通过拍卖（上海），或者是结合拍卖和摇号（广州、深圳），也就是说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数量。这就大大减少了黑市的空间：既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去“买”，就限制了黑市的价格和利润上限。 

在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限牌”可能确有其理由，包括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污染等等。但这毕竟是对市场不得已的扭曲，总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在限牌的同时更应积极采取其他措施，减少对市民的影响，例如积极发展公共交通——这在长期内又可能减少对车牌的刚需。此外，合理的城市规划，对汽车实际使用的科学管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长期来看，无论是通过减少机动车刚需，还是不增加拥堵的情况下增加机动车容量，“限牌”的效果都应该是让限牌的必要性越来越低，也就是“限牌”与“需牌”之间的矛盾减缓而非增加。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车牌，也适用于其他不得已的管制，如房产限购、户籍积分（其实就是限落户）等等。限制不是目的，也不是最终手段。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做的不是压抑需求，而且推动发展。 

（作者系社会科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