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20年度论坛”上的发言（2020.12.12）。

尊敬的郝明金副委员长、潘岳副部长等到会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与会朋友：

张謇精神是民族精神、中华文明的一项宝贵财富，其内容是多面体的，深刻而隽永的，也是过去的发掘和弘扬尚远远不足的。习总书记已经强调了张謇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务实发展民族工业，推行社会教育，促进社会公益，贯彻循环经济理念等造福乡梓、救国利民的大担当、大情怀。当下，讨论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其内涵当然也十分丰富，我的发言是从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要求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切入点，基于更好地发展民族工业和民营企业是双循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支撑力量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具体发言题目：双循环发展需要使民企继续吃好定心丸。我汇报六个认识要点。

第一，双循环已到了更多依仗内循环为主体的阶段，同时还要积极做好外循环：双循环中，民企的作用至关重要。

任何经济体只要对接全球化，都必定是双循环，但中国现明确表述的双循环，它的新意首先在于要以内循环为主体来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推进现代化的主动权，但又绝非重回闭关锁国，而必然是使两者互相促进的。双循环中民企的作用，应首先看到我国内循环的基本局面紧密关联于民企的“五六七八九”，而且趋势上是这个比重还会继续上升，比如就业，有的学者已经强调，民企对于新增就业的贡献可能不只90%了，甚至可以认为是100%，乃至更高，这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企它的相对优势在于大规模、资本密集，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等等，国企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还要萎缩，而民企却可以在这方面填补国企就业萎缩的这个缺口，所以，它整个对就业的贡献可能能够看到100%，甚至更高。在外循环中间，我国商品、劳务、技术的输出，已经走到资本输出的“走出去”，民企也是生力军：我们广大的民企在过去货物、服务贸易方面抓机会，开拓市场，跟上的又有曹德旺等等这些企业家早就在做对外的投资，而且还在追加投资；在电商的发展方面，我们的民企形成的头部企业已经不仅是全国的影响，而且有世界性的影响了。

接下来谈第二点基本看法，民企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开的大格局，“五六七八九”的民企成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先是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忽视的所谓“半壁江山”，又进而更进一步表现为不仅是半壁江山的份量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民企的定心丸却还要继续吃，使民企实现更好的更具长期行为特征的发展。

所以，接着说到第三点，我试着简要分析一下民营企业继续吃定心丸的必要性。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一种宁左勿右的心态，总是有那么一些观点，是体现凡事要贴姓社姓资标签这样的思维定势，它使民企发展中间在实际生活场景中，仍然是往往被入另册。民营企业感觉到受歧视，难定心，行为趋于短期化。因获得的安全感不足，为了求得安全感而脚踩两只船等等问题也在发生。我们做的一些调研里有很多的案例。这就引致了2016年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国内、国外民企投资的反差，国内投资迅速下降，而在国外的投资却似乎慌不择路，不惜工本，出现了这样一种不良的情况。中央对此是及时的察觉，高度的重视，总书记马上有2016年两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多个文件下发，反复强调的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编纂民法典，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等，一直到2018年11月1日十分重要的由总书记亲自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批驳了民企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和直接控制民主论，肯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个明确定位，正是要使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

那么，第四点我想进一步地作为学者定位，探讨民营企业为什么是自己人？

我国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具体观察他们是我们所称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至少几千万之巨，合在一起已经逼近一亿或者一亿出头儿，在中国现在一亿多的市场主体中其他的是大中企业，大企业为数很少，国企为主，中型企业在整个的比重里也相当低。那么这些个体和小微的民营企业中的这些社会成员，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说的“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中也有少数做大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难能可贵冲过了“烧钱”瓶颈期的几家互联网电商头部企业——要承认总体而言他们是创业创新者中间的精英团队。所以，对民营企业，早不宜沿用我们过去关于“小业主”和“民族企业家”这样两个概念之下的思维和概念，已经要对民营企业不限于延续过去的统战对象的认识，而且应该认识到他们是共产党执政所必须依靠的大多数人，是广大劳动群众基本力量，和以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的社会市场主体的成长盘。总书记的一句话非常的精辟：“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所以，是“自己人”。那么从发展走向看，中央高度肯定的“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份制，而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广阔的前景在共存、共赢中共荣，进而以后逐步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指引的目标，就是以这种股份制下的资本的社会化，扬弃资本的私有制而“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就走向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同境界。这是第四点我加以分析形成的相关基本看法。

第五点，我们必须观察和注意，实际生活中民企“自己人”存在往往是入另册的一系列的表现。比如第一个现象，很多的场合有人会沿用劳资对立、资本贬义思维和僵化的极左概念，把民企仍然看作是异己的“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顶多就是统战对象，其实民企的大多数我前面已经强调了，他们是自我雇佣的劳方，而不是资方，至于少数做大的民营企业，它确实有厂主和企业主这样的先富者，而这些人中许多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动模范、创业能人，虽然我们又不否认这些人里也有些人会有种种毛病，比如邓小平曾经关注的傻子瓜子的掌门人，但是他们这些毛病如客观地平心而论，可说到和公务员队伍比较：我们的公务员中间虽然是精英为主，但不少人也是有毛病，或也是有问题的，这种道理应该是公平的、相通的，并不能简单归于什么代表资方的邪恶和固有的贬义。那么，我觉得就应该进一步讨论，说到资本，中国社会现在所说的资本，一般场合既有民间的，也有国有的，比如大家都接受的国有资本的概念，关于国有资本还要形成更合理的管理体系：既有货币的资本，也有人力资本，对后者大家都认为，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这些个资本的概念，早已经是广义的、中性的生产要素概念，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优化中的概念，是中央文件早就肯定的应当参与收入分配的概念，需要发挥其要素的重要作用和作出应有贡献。如果把这样的认识确立起来，我觉得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去处理好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

具体分析这个民企入另册的第二个现象，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往往受到的实际约束和面临的风险性质是不同的。最典型的，就是我接触到不少金融领域里的现象，有一些银行的资深人士在私下比较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实际上对待国企和民企的融资还是区别对待的，因为对国企的融资是安全的，责任终身追索情况下，万一出了事情这个风险不会升级，但是对于民营企业，万一有些什么差错，追责时，会首先投过怀疑的眼光，跟着要问的是你跟这个老板搞了什么暗中的名堂没有？那就是升级的风险。所以，国企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给它输液打点滴，大胆来给他们扶助、救济，但是民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可能态度上就是直接送太平间，让它自生自灭，这种区别对待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还继续存在的。

第三个现象，中央反复强调的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我观察要把它贯彻落实，仍然存在着难度。比如说社会上高度关注的“打黑黑打”涉及的不少案例，现在没有听到进一步的什么消息。

第四，规范化和监管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新近由于加强监管这样必要的一些举措而激发出来的舆论界的一些极端化、非理性的说法，却使民营企业的人士再生惊魂。北方某地没有更多披露基本信息的强力的动作，也带来了种种不安，这些事情我们都无法回避。

所以，第六点，我的认识结论是：从基本概念的分析认识到实践，从执政党的基本盘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从高标准法治化的保护产权的必要性，到我们从理论再结合实践探讨的社会性的知行合一，无论怎么考虑，我们都有必要结合认识与弘扬张謇精神，把我们民企的定心丸继续吃好。应该从大局，从战略，从现代化客观要求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层面，理解这个问题的份量和意义。

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