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一天，于志刚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职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于志刚今年47岁，于2001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次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4年至200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破格晋升教授，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截至目前，中国政法大学方面对此尚无任何公开表态，详细情况有待权威部门进一步公开调查结果。据悉，于志刚被查或与其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时有关，在就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之前，他的职务是该校教务处处长，在副校长任上也曾分管自主招生，因此可能涉嫌自主招生腐败。

2003年，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开始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成为第一批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高校。然而却频频被曝出“论文造假”、“招生腐败”，本意是从“通才”中选拔“专才”的自主招生，在近年来变得愈发走形。直至2020年，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在试点16年后寿终正寝。

虽然自主招生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但其弊端一直被社会各界诟病。

经研究发现，往往家庭条件好、所在地区教育资源发达的学生更容易获得自主招生的青睐；在实践中，自主招生提出的论文与专利要求，已演变为自主招生造假的重灾区；而中国人对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有信仰的，有关高考的一切改革都不能背离“公平”二字。

部分自主招生从开始的高校完全说了算，到后期的校长推荐、学校推荐，一些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更让公众对高校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产生了质疑。

就当前的政策和国情，笔者认为名校这么做是对学生和学术负责，自主招生进去的很多学生确实在各个专业上表现很优秀，思考也更多，素质也更高。但是这样加速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欠发达地区学生越来越难以进入好学校，与此同时地方保护政策越来越严重。如果普通人可选择的机会将会更局限于居住地，边远地区基本失去进入名校的机会，是不利于社会流动的。这种生源单一化的政策只能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完善现有的统考制度，并实行平行志愿，增加统考次数，规范学校面试，而不是实行高校自主招生。

相对于原来的高校自主招生，自2020年开始实施的“强基计划”突出对基础学科、基础专业的自主招生，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因为其强化的是基础而并非那些热门专业，也不是如原来高校自主招生撒胡椒面，没有重点。由此带来的变化是，那些以往的艺术特长、体育特长等希望借自主招生通过降分录取考入大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往往许多在省内口碑较好的二本院校或普通院校并不能依靠声誉吸引大批外地资优生，他们进行一些自主招生改革反而可能有更好的主观意愿和现实环境，可能推动高校建立一些独特的比较优势，也能撬动高考内容单一化可能造成的选择狭隘。由于这类高校本身发展的需要和条件限制，自主招生的寻租机会也不大，至少层级上也比较好实现多层次监督。

综上所述，高考制度依旧是最公平的方式。但是，推进招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一改革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并不代表有限的自主权允许被高校滥用，自主招生权也不能成为优势高校的特权，相反它们这方面应该被限制。想要避免高考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及造假行为，应当建立起“招考分离”的招生模式，引入第三方的教育评价机构，或者建立独立公正的“招生委员会”。比如，设置独立的专业化决策岗位，确保过程的公开透明，遵循回避制度，不把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加强外部监督等。

（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