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越来越多需要照顾的老人群体，最新的政策文件“鼓励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跟父母住在一起，相于恢复“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很多七十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都不同程度见证过“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逐渐消亡。在这一点上落墨，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三代同堂”有何好处，为何消亡，如要部分恢复要怎样激励？

“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形成于农耕经济的社会：守着一块田地来耕作的家庭，家庭成员的收入依靠家长分配，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最合乎经济效益，也与这种分配的权力结构相适应。事实上，从照顾的角度看，低龄老人可以协助子女照顾初生婴儿，等小孩长大后可以帮得上忙了，老人身体变得虚弱，同住的子女也能提供照顾。社会政策研究视此为家庭代际互惠的一种照顾模式。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让这种生活模式经历了很大的挑战。在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如果年轻一代没有长期外出打工，三代同堂仍然常见。但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三代同堂的经济基础逐渐消失，简单来讲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一方面，子女的工作地不见得必然在父母的居住地周边，客观上造成代际居住分离；另一方面，子女的收入不来自家长分配，对生活方式的差异化追求有了不受支配的经济支持。

由此可见，从“三代同堂”到现时的多元形态：部分继续“三代同堂”，部分则走向原子化的家庭模式，是与整个经济生活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在这个后工业化的时代里，正是子女工作地与父母生活地的分离，令人力资源与就业岗位的匹配最高效，使经济收入得以最大化。这当然是有社会代价的：老人在家庭照顾上的损失就是一个显性的表现。所以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需要建设福利国家，让社会政策去为人们在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时造成的各种风险来查漏补缺。

尽管代际的照顾风险应该以福利国家为主力，但笔者赞同这当中可以倡导有条件的家庭同住。特别在沿海城市土生土长的家庭，工作地与居住地本来就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这个群体有这方面的条件。应该指出的是与这种倡导所对应的，是年轻夫妇对个性化生活方式的追求。这个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但值得指出的是，相关的国际经验是，对于工薪阶层的年轻夫妇，同城的代际同住在照顾上如果不考虑生活方式差异的话是有经济上的实惠的，尤其表现在代际互惠之上。

那么怎样倡导呢？正确的做法是提供制度激励，例如对于选择同住的家庭可以在居住成本上提供优惠。社会应该正视的难题是：回归“三代同堂”对于城际甚至省际分离的代际家庭有明显的经济代价，可行较低；对于同城的代际家庭，代价是个体的生活方式，好处是“一老一少”的照顾成本或可降低。无论如何，配套政策的提炼应更多着眼于成本与激励。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