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之后的两年40倍

1997年媒体将我的专访照片恰巧与一篇报道巴菲特的照片刊登在同一版面，兴奋之余地简略翻译一下，寄了一份给遥远的美国奥马哈。不久收到他办公室寄来的感谢信，也令我生发出“有朝一日能亲见巴菲特一面”的愿望。

在人地两疏的异国他乡，重拾英文应付托福、GMAT，直至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商学院读MBA，已是巨大的挑战，而生活也需要代价，那时的美元汇率是1:10。

我相信很多可能成为伟大投资家的种子，被扼杀在人生早期的生活成本重压下。唯一的财务来源就是已有的资本以及由投资产生的或有收益，美国市场还有待熟悉，主要的投资仍然在国内。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愈演愈烈，市场上无数财富随风而逝，忍至次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总之打击连着打击，就像一个溺水者，每当想喘息一下，就被再灌进一口浑水。这是一段没日没夜、焦虑不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日子。

危机自然是有危有机的，在1998年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提到：“以现在的价格买万科B股，即便其股价不涨，分红也有20%的收益”。但当时没有网上交易，B股甚至没有电话交易，派人天天去营业部下单，整个股市场极其萧条，有时接连下单数日竟然没有交易，因为成交量为零。

当时互联网中文信息非常有限，为了取得国内资本市场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的华文书店花高价订阅了海运而来《上海证券报》，每月取一次，而且时间是滞后三个月。这对于天天盯盘的“炒”股者恐怕是难以置信，大家通常都认为股票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但我的确是凭着过期的报纸，在远离祖国的三年时间里，取得了A股投资翻番的业绩，投资对象有东大阿派、清华同方等。

2001年秋季在A股市场遭遇欺诈，遭到较为严重打击。同时发现很多香港H股价格远低于A股，于是清空A股转战海外，这也是我们港股投资的开始。我在2001年秋天给投资人的信中总结：“这是我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看淡(A股)后市。”没想到此举使我们幸运地避开了2001-2005年的A股大熊市。移师香港后，买了一系列具有高派息的股票，其中包括后来被巴菲特相中的中石油，当时每股一港元多，仅派息就有10%的回报，令人觉得股价涨不涨已无所谓。

顺便提一下，在2007年秋天我们重演了一次2001年秋的A股大撤退。同样由于认为A股高估，同一股票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远低于A股市场，我给投资人写了一篇名为《为了再见的告别》的投资信件，于是在2007年9月前后全部清空A股，移师海外。但这次没有6年前那么幸运，赶上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

这是我在20年中第一次遇到所有市场都垮掉的情况，以往，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美国没事、2001年美国科技股崩盘中国没事、2003年中国SARS横行时美国没事等，2008年是所有市场皆崩溃，其强度仅有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可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在1929年遭受严重打击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才复原，我们在2009年用一年时间即夺回所有损失，已是幸运之至。

2001年美国遭受“9·11”袭击，喧嚣已久的科技股泡沫也开始了无可阻挡的大崩溃，如同天上掉下的利刃，令所有敢于中途接手的人鲜血淋漓。

一年的时间许多公司跌得面目全非，缩水90%以上。搭上末班车的中国网络股新浪、搜狐、网易也没逃脱厄运，新浪从55美元跌到1美元，网易更是惨跌至0.60美元，依稀印象当时的首富丁磊身价从70亿元跌至0.3亿元。换位想一想，如果自己的身价性命在下跌99%之后，再下跌一半，怎不让人骨折心惊、形销骨立?

这时一些有胆识的人开始出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段永平，在受到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灵光之后，全力以赴投资网易，并最终收益超百倍，奠定了其一生中最为伟大的经典投资案。

这期间我投资了新浪、搜狐，并在之后的两年取得了约40倍回报，这段历史后来被记录在一篇名为 《让钱努力地工作》 的文章中。但眼见太多的惨烈，这次冒险并不敢倾尽全力，心境已不复当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侠倜快意。

也是这一年，我终于实现一个怀揣已久的梦想 —— 亲见巴菲特。初次见面时巴菲特说：“你可能是我第一个来自北京的股东”。多年之后我将和巴菲特、芒格的合影放大了挂在办公室里，这张三人照片在六年前被媒体首次采用时，被裁成两人照发表，芒格的身影很不幸地被裁去了，原因是“这个老头是谁”?

身在国外，才能感受到埋藏在内心深处，对于祖国的眷恋渗透在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当相隔数年，首次飞回首都机场上空，隔着眩窗望见祖国的大地时，我耳畔回旋的竟满是歌曲《我的祖国》旋律：“这是我们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心里说：“祖国啊，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这期间认识到财务自由的意义，上至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下至家庭和睦，多与经济基础相关。钱不再仅仅是钱，它是过去青春岁月、奋斗与汗水、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家庭和睦的源泉。

2004年已是A股熊市下跌的第四年，在温哥华漫天纷飞的大雪中，我意气风发地给国内投资人写信，题目是《播种季节》。

四、财富管理者的唯一美好结局

实际上，早在1996年就无意接触到了日后被称为投资管理(或称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行业。当投资作为职业时，便产生了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分离。

投资的真正意义在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通过投资企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增加税收，为大众提供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投资者实现价值最大化。

当投资人亲自管理投资失败时，面临双重损失：一损失金钱，二损失青春。

投资管理的意义在于，即便在不考虑盈亏的状况下，它替投资人节省了青春，让他们有机会去完成应该做、擅长做、喜欢做的事情，符合社会分工的规律。

2001年秋，由于认为A股高估专门从国外回来将众人的委托解散。当年正经历呼机升级为手机的时代，时隔三年，一些人已经联系不上，辗转之下才将翻了番的资金各归其主。这件与社会上流传的“携款外逃”完全相反的事迹，竟为我日后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好名声，更让人相信：“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

而证明这一点需要时间，一个好名声的建立需要很多年，如果一年不行就用五年，如果五年不行就用十年，如果十年不行就用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不行就用一辈子，几无捷径。为了妥善安排肩负的责任，我甚至在29岁时写下人生第一个遗嘱，这令很多人吃惊而印象深刻。

“就资金运用而言，我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钱”。这是我2004年给投资人信件中的话语，但这并不表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投资没有损失。实际上在帮助一众家庭达到财务自由境界的同时，失败的案例也是有的，而具体情况各异，但失败的原因总结到最后只有一点：没有按照规矩办事。

在付出青春和资本的代价后，我们最终总结了十六字的工作原则以提高胜算的概率：“理念认同、资金合适、沟通顺畅、配合默契”。

通常而言的投资知识、经验等等仅仅占到投资成功因素的三分之一，很多投资之外的因素，例如坚韧、毅力、资金的性质、投资规划、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看似与投资无关的因素，却可能决定最终的投资命运。

我自己的投资风格可以概括为守正出奇，也可称之为价值成长型。大约是希望在物有所值的基础上还能有所增长，如果全是“守正”可能平稳有余而增长不足，皆为 “出奇”可能过于冒进而风险太大。但是任何方法与体系，均有利弊共存，没有完美的世界。

投资对象的选择，我们希望“好企业好价格”，即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运营优秀的企业。至于何为优秀企业、何为合适价格，每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解读，就像一千个《红楼梦》的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不同的林黛玉一样。

必须承认，我有很多的不擅长，例如判断庄家机构动向、例如判断短期大势走向等，我们从来不买ST类股票，甚至至今也没有创业板开户。我们喜欢的企业类型至少具备的条件包括：一、盈利;二、可持续性盈利;三、可增长的持续性盈利。较为重视的指标有净利率、ROE、PE、PEG等，以及管理者的品质。但现实总是较书本复杂的多，我们也会经常看走眼。

在实际的操作中，通常采用持仓为主、集中投资的方式，根据市场变化不断选择性能价格比较优的对象。这种方式在具有优点的同时，面临两大风险。

持仓通常表现为重仓或满仓，这种行为源于现实中财务最为成功阶层的启发。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通常只有一类人—— 优秀企业的持有者。观察这个财务上最为成功的阶层，会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在面临经济困境时通常会选择坚守，他们很少有“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先止损，等好了再说”之类的态度。其中大部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负债，即财务杠杆。

集中投资是达成投资目标的重要手段，否则仅以百分之一的资本即便抓住了上涨十倍的股票，也是于事无补。了解对象的集中投资较之不明就里的分散投资，实际上更具安全性。

持仓为主的风险在于遭遇系统性风险，例如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应系统性风险的手段是合适的人和合适的资金，而不是所谓的“止损”。

在我的投资体系中，没有通常而言的基于股价变动的所谓“止损”概念。因为无法认同为何10元物有所值的东西，跌到7元反而要卖掉。早在1997年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提出自己卖出股票的三个原因：目标公司质量恶化、价格高估、有更好的选择。多年以来没有改变。集中投资的风险在于投资对象货不对板，控制这一风险的手段是勤奋工作，别无他法。

投资目标的线索通常来源于阅读与生活细节。我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阅读，感谢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大量的阅读可以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以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林肯曾言：“没有谁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长期阅读的习惯令我觉得看文字甚至比亲自见面能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热爱生活应该也是发现好目标的方法，一些投资对象的线索完全由生活细节引发而来，例如谈天中确定百度、看冯小刚的电影投资中联重科、街头闲逛发现谭木匠等。投资过程大体是搜集、研究、判断、执行以及忍耐，再重复的过程。

我的整个时光基本上处于这种不断的阅读与热爱之中。

对于那些“崽卖爷田心不痛”胡乱花钱的行为，我也是常有腹诽的，几乎成了职业病。

我很少做所谓的实地调研，除了间或参加一些股东会，这与很多机构喜欢花费巨资进行上市公司实地调研不同。唯一的例外是我在香港市场投资的一个加拿大金融公司，其历史跨三个世纪，涵盖银行、投资、保险业务，为了了解该公司，我甚至去应聘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怕遇到不懂投资的人，最怕的是半懂半信却总有主意的人。这种半信半疑的性质往往在市场走牛时演变为全信(或导致高点入市的风险)，在熊市中演变为全疑(或导致底部清仓的遗憾)。

找到合适的投资方法或合适的管理人是投资成功的法门。但在投资的过程中，无论我们做再多的努力，也仅仅是增大胜算的概率，却无法消灭风险。

资本二级市场上，能历经十五年以上而不倒的投资人，应该都有过人之处，都是磨练出来的“练家子”，唯一不同的是，非公募出身的多是拿自己的钱炼出来的，出身公募基金的是用别人的钱炼出来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突然有了合法募集的数十亿乃甚至更多莫不相识投资人的资金，炼坏了合法地巨额亏钱、合法地拿固定管理费，炼好了变成了“大佬”，这样的好机会就连巴菲特当年也是望尘莫及。

无论公募基金还是对冲基金，作为财富管理者，应该是责任与能力的结合，他们最终的美好结局只有一个：经历周期之后，战胜大盘并取得绝对盈利。如果能解决问题就更好了。这种“不负如来不负卿”两全其美的投资成功像所有成功一样，因稀缺而令人着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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