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新经济”形态的形成需要配套的“新金融”业态的支持，应在法治环境改善、改革开放深化背景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经济时代”

2017年全球经济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的最快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2016年GDP总量达75.8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2016年GDP达18.62 万亿美元，占比24.55%，排名第一；中国11.20万亿美元，占比14.77%，排名第二（如表1所示）。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统计，中国私人财富规模达19.1万亿美元，居亚太首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总量为827122亿元（13.8万亿美元），首次迈过80万亿元的门槛，人均GDP已达9365美元，仍属中高收入经济体。如按6.5%速度增长，达到世界银行“人均GDP超过12236美元国家属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只需要5年时间。这个阶段如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将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将会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将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等问题，进而步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不仅GDP年均接近10%的高增速，更在经济下行周期保持了足够的韧劲和反弹的动力，这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改革开放（如图1左所示）。我国目前已从一个完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

在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中，投资仅贡献32%，较2016年下降10个百分点（如图1右所示），消费贡献59%，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连续四年超过投资，这意味着要素投入型的（高投资）增长模式正成为过去。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不再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而步入所谓的“新周期”，而是中国经济生态结构和驱动方式已发生质的变化，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了“新经济时代”，增长动力已开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力来自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从物质驱动型开始过渡到服务驱动型

自2010年以来，第三产业已呈现出日渐强劲的发展态势。从三大产业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可看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逐渐下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在2015年出现拐点（如图2左所示）。2017年9月第三产业对GDP累计同比的拉动达4%，远超同期第二产业（2%）。多项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从物质驱动型经济过渡到了服务驱动型经济。

经济体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第三产业的崛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美国工业化完成后，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至目前的80%以上。日本工业化完成后，服务业占比也从1955年的42%逐步上升到目前的70%（如图3所示）。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和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会增加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固定资产边际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趋于减少，而服务和消费升级需求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不断增加。中国目前已发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变化，在进入新经济时代后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二）居民消费模式已经由物质型消费主导开始转向服务型消费主导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使人们对物质型商品需求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各类品质生活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如图4所示）。医疗保健消费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占比由 1995年的3%上升到2017年的14%，文化娱乐同期由6%上升到9%，而食品消费则从1995年的54%下降到2017年的29%。消费领域发展趋势明显由物质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消费模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这一变化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路径高度一致。美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40%提升到今天的70%（如图5左所示），日本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从上世纪80年代的40%提升到今天的接近60%（如图5右所示）。中国目前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大概在接近40%的水平，未来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已经开始带来大规模的消费升级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标准除收入外（如表2所示），家庭还应有一定数量储蓄和其他货币资产，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至34%左右，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愿望和经济能力，有较高技能或谋生能力及较高文化水平等。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和规模提升很快，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以1.09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位列全球第一，与2000年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财富大幅增长。由于人口基数大，中等收入群体占全国成年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如表3所示）。

新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壮大，正在改变中国人口构成和经济结构，其中不能忽视的是新二代中等收入群体（G2）。他们出生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大多数是家中独生子女，人数已占城市人口的15%。根据调查，G2超过91.7%的人拥有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其中21.3%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十年内，他们所占的消费份额将翻一番，达35%。届时，中国G2规模将是美国婴儿潮一代近三倍，美国婴儿潮一代正是多年来塑造美国消费市场主体力量。G2自信、思想独立，消费行为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麦肯锡研究显示，G2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追求品位和身份地位，忠诚于所信赖的品牌，更青睐小众异类商品。G2更依赖互联网移动端，生活方式更健康、自在。 新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已由从前的功能性需求发展到个人情感需求，主要集中在健康和生活方式方面。以20-50万净收入的家庭为例，教育背景、婚姻、年龄一致的新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旅行、保险、运动健身等方面支出明显高于非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引领消费习惯转变，消费结构转向以更高层次的品质生活消费需求为主，将推动整个中国产业经济的变革。

（四）居民财富可支配收入已经由当期消费为主开始向跨期消费为主转移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长期消费，居民消费模式在逐渐由当期向跨期转变。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跨期消费需求超过当期消费且不断增长，特别是金融理财需求将逐渐从短期为主转向长期为主。家庭提前消费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和未来预期消费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都非常迅速，已开始带动中国保险市场近几年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自1999年到2016年,保险业总资产从2604亿元上升到15.1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6.99%；保费收入规模也从1999年的1393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1万亿，年复合增长率达20.01%（如图6所示）。保险深度和密度已显著提高，但离全球平均水平仍有距离。

从贷款投向结构看，个人贷款规模占比近年来增长显著，制造业贷款占比出现下滑（如图7）。

（五）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显著提升传统行业效率

目前中国已发展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迈开产业升级步伐，2017年传统工业部门集中度明显提升、产能利用率回升、行业绩效开始普遍好转。近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差距逐年缩小，2016年达到2.1%，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设定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如图8所示）。基础科学、技术研发持续大力投入将孕育一大批新思想、新技术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已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某些方面拥有较大优势，这一优势的发挥正在加快对要素信息化改造、加深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会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效率。

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民生服务保障能力的重要基础，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到了2016年的15.2万亿元，处于全球首位（如图9所示）。2016年，我国发电量6.14万亿千瓦时，新增第四代移动通信用户3.4亿、光缆线路550多万公里。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高铁营业里程为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互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极大地提升了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

（六）发展方式已经开始从粗放型向效率型、从低端型向高端型转化

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近年来我国已开始强调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严肃问责，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政府已经开始逐年加大投入治理环境问题，在2015年投入到达峰值为4,803亿元，自2007年至今环保支出涨幅达375%（如图10左所示）。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重要内生增长动力之一。我国近年在科教文卫等领域的投入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尤其医疗卫生支出十年规模扩张近十倍，2016年的政府投入规模达1.3万亿元（如图10右所示）。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增长十分明显，2007年-2016年涨幅达400%，表明国家对人才和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二者将为我国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七）经济发展区域间的不均衡，已经形成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态势，给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提供空间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从人均GDP指标来看，2016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人均GDP都超过11万元人民币、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相比也还存在差距（如图11左所示）；排名末位的甘肃人均GDP仅有2.7万元，处于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如图11右所示）。从各地区对全国经济总量贡献看，2016年发达地区与中部地区对于GDP贡献率达71.85%，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比较优势各不相同，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态也不一样。实现新经济发展，探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路径，无疑要正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政府投入将向落后地区倾斜。

以上特征明显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发展驱动要素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旧的发展驱动要素趋于弱化，新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正在加快成长，也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希望所在。

金融业现状难以匹配“新经济”的发展需求

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环境、制度建设、产品和服务、以及业务模式等方面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还难以匹配“新经济”的发展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已难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我国经济第一次起飞实际上是工业化过程，依靠大量固定资产投入。固定资产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五个方面，一是国家预算内资金；二是国内贷款；三是利用外资；四是自筹资金；五是其他资金来源。目前国内贷款已从过去的20%以上降至12%左右，更多资金需要企业自筹。2005年前后自筹资金占固定资产总资金来源的50%左右，目前已高达65%，2017年企业自筹资金已超过40万亿的规模（如图12所示），但与过去60%的自筹资金来源于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不同，2016年自有资金仅占企业自筹资金的30%，这意味有近30万亿的自筹缺口需要金融市场特别是直接融资市场来满足。

从社会的融资规模看，我国目前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而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规模占比均不高，扣除了大部分的国债和政府债券后，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还在进一步缩小。（如图13所示）

银行的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企业贷款占了银行贷款资产的8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已降至不到50%（如图14左所示）。并且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也在持续下降，2016年我国的贷款产出率（GDP/银行对企业和居民信贷余额）已降至0.64%，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贷款产出率分别为2%和1.1%（如图14右所示）。

（二）投融资渠道不畅，资金运用效率低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足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一边是民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比如2017年温州和广州等地民间融资利率大多仍维持了15%以上的高位（如图15所示）；另一边是大量资金仍投向政府、国企、房地产或者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而民间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缺少权益明晰、定价合理、交易便捷和风险可控的投资标的资产，造成所谓的“资产荒”。

近几年，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大资管产品快速增长，2016年末产品余额已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部分重复计算）（如图16所示），已赶上当年的贷款余额，相当于存款余额的2/3，但直接融资比例却仍仅20%左右（如图17所示），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至少60%以上的直接融资比例。券商、保险、信托、PE、投行、资管、基金等的大资管产品大多成了银行规避监管的通道，本质上充当了银行表外业务的销售渠道，而资金最终大都形成了“类贷款”投向了政府、国企、房地产等传统银行贷款领域，或者滞留在了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形成金融“堰塞湖”，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都很大，并产生了许多套利机会，如制度和监管套利、通道和牌照套利、跨市场和流动性套利等等，严重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和风险关系混乱。

在高昂的融资成本和逼仄的投资渠道面前，这两年占比过半的民间投资早已接近冰点（如图18所示），相对而言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20%左右的投资增速显得平稳许多。

（三）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但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缓慢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服务和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却不像过去的工业企业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抵押品和“信用”，有的多是难以评估或定价的轻资产或“软资产”，如知识产权，商誉、专利、特殊技能和创意等，并不适合对“资金安全”要求较高的银行贷款融资模式。

经多年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由于发展初期存在的一些制度和操作方面的缺陷，直接融资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远未发挥。

目前我国已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如图19所示）。截至2017年年末，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接近3500家，总市值超过56万亿元，A股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首先，A股上市审批门槛仍高。虽然2017年A股IPO加速，沪深两市共438宗IPO（如图20所示），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93%，融资规模2351亿元，同比增长56%，但排队IPO的企业仍较多。其次，相当一部分企业多年不分红或象征性分红。此外，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1.2万家左右，区域股权市场挂牌超过7万家，但融资功能远没有得到发挥。

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经过两年平均30%的增长（如图21所示），已排名全球第三，但主要集中于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和同业存单，四者存量比例目前是73%（如图22左所示），企业债、公司债比例仍然较低，两者加起来不到11%。虽然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达140%、居全球前列，但企业债券融资比例却非常低。2017 年公司债、企业债的债券发行规模仅1.68万亿元，占全部债券发行量的4.22%（如图22右所示），占比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收缩。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市场开放度不高，层层审批、多头管理问题较为严重，导致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债权融资。

（四）股权投资市场制度仍需完善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领域近年发展迅猛，但规模效应有限。截至2017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4万亿元，其中私募基金成为全行业增速最快的领域，2017年管理资金规模同比增长40.66%，突破11万亿元（如图23左所示），直追公募基金，这其中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边际贡献最大，2017年增长了2.4万亿（如图23右所示）。

随着PPP模式的推广和股权投资的兴起，产业基金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7年三季度，全国共成立政府引导基金1408支，基金目标总规模8.58万亿（如图24所示）。但由于高回报的退出通道较少，基金资金沉淀严重，且市场化程度较低，普遍存在明股实债的安排，也隐藏了一些风险。

（五）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较低

2014年我国居民对股票基金和保险的配置都不到4%（社科院统计，如图25上左所示），2016年美国家庭在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以及保险、养老金和标准化担保计划上的资产配置比例高达32.8%和22.6%（如图25上右所示），日本家庭的股权及投资基金配置比例也有6.8%（如图25下图所示）。我国居民长期资产配置和投资风险管理的能力有待提高，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长期投资产品有待丰富。

总之，我国资本市场已具备一定基础设施规模，但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其市场定价、资源配置、交易便捷和风险管理等的功能优势。在不完善和不配套的制度环境和监管创新的背景下、这几年的金融自由化过程造成各种形式的“影子银行”持续膨胀，定价机制扭曲，金融杠杆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公司治理风险和监管风险等快速上升。当前的金融服务业态已经很难适应和满足“新经济时代”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新经济时代呼唤“新金融”服务模式

新经济时代的经济运行特性要求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模式。要服务好以第三产业为主要驱动力的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健康发展，从制度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关键在于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司法和执法配套建设，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基础定价机制，形成以直接融资和投资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一）法治环境改善是新金融业态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新的金融服务业态应该是以直接融资和投资为主，而有秩序的资本市场有效运转是其长期发展的核心条件。金融的本质是跨期价值交换的契约安排。法律的首要作用是确立产权的界限，明晰被交换资金和财产的归属权。而以金融产品为标的的交易要想顺利进行，必须用相关法律明确市场主体的产权关系和交易关系。由于金融市场交易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易，如果不是以一套正式的法律规范、且由独立的司法体系监督执行，就会导致普遍失范，从而引发金融秩序混乱。

在用法律明确了市场主体的产权关系和交易关系之后，交易双方会对跨期交换的具体内容形成以信用承诺为基础的契约，以保障远期交割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于金融交易的跨期非物理特性，资金提供者的资金安全依赖于资金使用者的未来承诺和偿付能力，且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严重，远期违约风险极大。司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统一合法的社会契约制定，以强制力为依托的执法，加大违约处罚，以保证这种契约的执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我国金融法治化已取得较大成就，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随着金融深化的加快，近几年金融案件数量仍快速增长。例如，过去五年北京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类行政诉讼案件607件，较此前五年增长了 14.18倍。2017年，深圳的金融纠纷案件持续迅猛上升，截至11月底共受理一审金融纠纷案件23639件，是去年同期的两倍。2017年，证监会全年办结立案案件335起，同比增长43%。

新经济时代的“新金融”发展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科学严谨的立法形式，更加公正的司法程序和更加严格公平的执法结果。用法律正义保障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降低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如此才能从制度上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最大程度发挥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新经济时代金融法治化建设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要夯实法治基础，与时俱进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倡导契约精神。这两年资本市场执法力度持续加大，但由于金融创新较快，实际稽查中，工具、手段和配套措施仍不够，需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形成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一行三会相继发布的多项监管政策有效弥补了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将有效提高行业执法并推进相关立法工作。有必要尽早研究投资法的立法，更好鼓励和保护公司居民直接投资及产权；大幅修改《公司法》和《证券法》，真正推动混合所有制成分的扩大；改革证监会和交易所制度，提高直接融资市场的透明度、竞争性，用市场的而不是计划的手段提高直接投资市场的效率和质量。

二是有了条文法规后，要严格执法。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要严格执法。比如，《证券法》对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早有明确规定，对于欺诈发行公司、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公司和因不满足财务指标要求或交易指标要求的上市公司应当采取强制退市措施，但就执行效果来看还有待完善。过去十年（2008-2017年），A股仅37家公司退市，而美股每年退市的公司数就达上百家。在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往往需要监管部门下全力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整肃市场风气，规范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必须遵守已制定的金融法律法规，权力行使于法有据。，不得超越法律行使权力，不得非法限制市场交易主体的合法权利，且权力行使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遵循正当程序；最后，法规和条例的制定要相互配套，有连续性、继承性和操作性，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相互矛盾和推诿、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流程繁杂等给操作和执行环节带来混乱和低效的局面。

三要有公正的司法机制，这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金融领域的司法，首先是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纠纷；其次是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与金融市场监管主体之间的纠纷，确保金融市场监管主体权力行使不越权不违法，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合法权利不被侵犯。

（二）“新金融”需完善市场定价体系、增强金融体系内生稳定性

经历了2017年的监管革命，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外部监管可以说已经非常严格了。在加强法治环境建设的同时，下一步应通过改革、增强金融体系的内生稳定性，这既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减少外部监管成本，更有助于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础作用。

增强金融体系的内生稳定性，首先要在去杠杆中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其次要逐步减少市场分割、行政干预、市场准入限制，真正建立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并稳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三要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的市场间和境内外的自由流动，适时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丰富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和交易品种。四要充分发挥风险定价机制作用，通过维护市场有效性，让资金价格充分反映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标的的风险收益水平；五要健全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特别是占主体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金融组织效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新金融”需大力发展跨期风险管理为目标的大类资产配置工具

资产管理市场应建立“基础资产-集合投资工具-大类资产配置”的生态体系，开立税延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自主投资于公募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产品，鼓励银行、保险等代销机构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对公募基金进行二次选择，为投资者提供跨生命周期、经济周期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为资本市场引入稳定的长期资金，促进资本形成。

目前我国公募基金中货币基金规模占比已超过60%，而其他股票、债券、另类投资等基金规模占比却不断下降，资金配置趋于短期化和在金融体内循环，缺乏规范的长期金融产品连接投融双方。

评价机构及基金公司应当适度拉长基金考核周期，至少基于三年的业绩表现对基金进行评价，筛选出真正优异、稳健的基金，形成与长期价值投资相对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投资者带来更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回报。

（四）“新金融”需拥抱金融科技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将全球带入网络化、智能化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新技术广泛应用，金融行业必然向着更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据麦肯锡的数据，2015年全球投入“金融科技”领域的资金高达191亿美元，是2011年的近8倍，全球数千家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崛起。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纷纷表示自己不仅是金融公司，更是科技公司。2017年高盛招聘的技术领域人才占比超过40%。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未来若想生存发展，也必须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将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到业务体系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发挥平台与流量的作用，主动贴近客户，将金融服务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中。目前中国仍有3.6亿农村人口，还有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他们都没有被传统金融服务很好覆盖。应加快制度和监管创新，在控制系统性风险前提下，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和载体优势，发挥互联网金融特性、服务广大群众和小微企业。借助信息时代新技术革命形成金融的成功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持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五）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中介机构队伍和一批高水准的专业人员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中介机构作用将越来越大。比如理财保险产品的开发，需资产管理机构对客户风险、收益、期限和流动性等偏好进行分析匹配；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证券公司等投行机构要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并定价，特别是“新经济”中存在着更多像商誉、专利权、创意、特殊技能等无形资产合理估值和定价，衍生品市场则更需过硬专业技能。过去金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行业总体供不应求，发展粗放而快速，从业者在低端竞争过度，未来这种情况将彻底改变。随着传统金融机构正从资本驱动型及牌照和渠道垄断型转变为科技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行业竞争逐步向高端延伸，中介机构核心竞争力将逐渐从牌照、规模转向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的水平，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资产“硬约束”被打破，人才等“软实力”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就是高度专业化行业，新金融时代竞争，更是唯有专业，才能胜出。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未来行业竞争将不仅在国内、更在全球。不论是机制建设、业务模式还是产品创新，都将快速向成熟市场学习靠拢。相信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执法监督加强、法律监管体系完善、长期投资产品丰富和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中国“新金融”必将更加稳定、健康、快速地发展，从而带动新时代中国经济腾飞。

（作者单位：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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