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广东海丝研究院在广州发布《中国36城户籍开放指数报告》。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城市户籍开放程度与城市经济规模关联性较强，大致形成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三线省会城市三大梯队，后者处于“全面放宽”阶段。城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户籍开放程度都比较好且差异较小。普通就业落户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实行的主要落户方式，相比之下，大部分城市已不将购房落户作为准入条件。

为了考察目前我国各大城市户籍开放程度，以期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广东海丝研究院整理了36个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户籍政策，并构建了城市户籍开放指数评价体系，共包含4个二级指数、6个三级指数及23个四级指标，通过居住落户、就业落户、投资落户及投靠落户四大维度对户籍开放因素进行量化评价，形成该报告，户籍开放指数越高，户籍开放程度越大。

普通就业落户成为大多数城市主要落户方式

居住、就业、投资、投靠是城市落户的主要准入门槛，即使是实行积分落户的城市，积分条款也以上述条件为主。其中，居住落户细分为租赁落户、购房落户，就业落户细分为普通就业及人才引进，投靠落户细分为夫妻投靠、子女投靠及父母投靠。

总体来看，就业落户开放指数表现较好，均值得分占比为85.0%，普通就业落户已成为大多数城市主要实行的落户方式。购房落户均值得分占比仅为66.2%，开放程度较差，大部分城市已不将购房落户作为准入条件。从指数差异分布来看，租赁落户开放指数差异性较大，各城市在租赁落户准入条件设置上有较大差别。

除北上深广，第二三梯队户籍开放程度均较高

我国城市户籍开放程度与城市经济规模关联性较强，大致呈线性分布状态，根据户籍开放指数可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三大梯队。

处于有序控制梯队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我国的一线城市，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人才吸引力水平均属于国内前列。城市落户门槛较高，除特定人才落户方式外基本需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方可落户，户籍开放程度相较其他城市明显更低，户籍开放采用有序控制策略。

处于放开放宽梯队的城市基本为新一线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周边辐射能力。该阶段的城市除个别城市在居住落户及投资落户方面仍有限制外，其他方面均放开落户条件，尤其是对普通人适用的就业落户条件有较大放宽。

处于全面放宽梯队城市大部分为二三线省会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人才有较强的需求。该阶段的城市基本以“合法稳定就业及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原则，放宽各项准入条件。该梯队中重庆表现亮眼，这也是因为自2010年以来，重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逐步建立了以较宽松的落户准入条件和合理的城乡利益保障体系为基础的开放户籍制度体系。

除超大、特大城市外户籍开放程度差异性较小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根据城区人口可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数据显示，超大城市整体户籍开放程度较低，特大城市仅略优于超大城市，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均具有较好的户籍开放程度，且差异性较小。

从二级指数得分情况来看，超大城市在各分项指数均表现出较严格的落户要求。Ⅰ型大城市在普通就业及人才引进方面开放程度较高，Ⅱ型大城市在租赁落户方面开放程度较高。

“零门槛”落户促人口回流打造中心城市

人口聚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一线城市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新一线城市逐渐降低落户门槛的情况下，吸引力较弱的二线省会城市则开始探索“零门槛”落户政策。

2019年3月，石家庄市宣布实行“零门槛”落户政策，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里程碑。石家庄市实行“零门槛”落户政策的背后，是石家庄近年来常住人口增长数量大幅落后于其他城市，其中2017、2018年户籍人口数反而跌落1000万。据统计，石家庄“零门槛”户籍政策发布后，2019年石家庄户籍人口重新突破1000万人，较上年增长了7.21%。

之后，南昌市、济南市、福州市相继宣布全面放开落户门槛，实行落户“零门槛”政策。有意思的是以上四个城市分别位居华北、华中、华东及华南，“零门槛”落户政策或成为二线城市抢夺人口红利、打造中心城市的重要措施。

户籍积分或准入年限互认破行政边界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市圈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力军”。随着都市圈内交通设施的日渐完善和经济协作的日渐密切，城市群的网络联结能级更高，对人口的虹吸效应越大，城市群间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愈发重要。

2021年1月31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提出，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而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已有多个省内城市实行户籍同城化政策，促进城市一体化发展。

除省内城市一体化发展需求外，跨省间城市户籍积分互认模式也将通过城市群的联系实现。2021年2月，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具备条件的省外城市实施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户籍制度改革也逐渐突破行政界限。

郊区新区差异化落户助超大特大城市“抢人”

在我国，即使是超大特大城市，其外围地区仍有着较大的行政面积及人口承载能力，与此同时也急需吸引人口促进产业发展、城市繁荣，然而由于行政隶属超大特大城市，其严苛的户籍准入门槛成为外围区域吸引人口的掣肘。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鼓励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户籍有序放开、巩固人口和人才基本盘，重塑城市人口格局指明了方向。

2020年12月，广州市人社局发布《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外迁入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在白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和增城这7个行政区实行学历门槛较低的差别化入户政策。与广州直接放宽学历门槛不同，上海的差别化落户政策是通过减少年限从而吸引人口。按照临港新片区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居转户”年限可适当缩短。

超大特大城市通过逐渐放开郊区或新区落户门槛，在满足城市发展人口集聚、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有助于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但仍需注意的是，只有持续加大对外围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的投入，提高地区吸引力，方能持续聚集人口。

文/易达、王列娜

报告全文：https://docs.qq.com/pdf/DWEdETXpDYXdMck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