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王雪 实习生叶晨阳 武汉报道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成热点议题。全国人大代表、骆驼股份董事长刘长来结合制造业发展现状，围绕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破解“内卷”困局、加快铅蓄电池运输标准制定、推动制造业企业高水平“走出去”三大核心议题提出建议，为制造业从规模领先向质量突围、价值跃升建言献策。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国内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内卷化”问题，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压力相互叠加。作为扎根制造业多年的从业者，刘长来认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既要解决内部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也要完善产业标准体系，更要把握全球化机遇实现高水平出海，通过“内外兼修”破解发展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骆驼股份董事长刘长来/受访者供图）

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直面痛点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核心战略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连续多年占全国GDP比重超10%，更是工业增长的“压舱石”。2025年，行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1600万辆，国内新车销量渗透率首次突破50%，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攀升至69.5%，汽车出口突破700万辆并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

但在规模屡创新高的背后，“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刘长来直言，行业正面临“增产不增效”的困境，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仅4.1%，远低于2020年的6.2%，创2015年以来新低，其中12月单月利润率更是跌至1.8%的历史低点，不仅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在主要工业门类中也处于中下游。

“价格战愈演愈烈，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更关键的是，车企将竞争压力持续向上游零部件企业转移，导致整个供应链资金紧张、创新投入不足。”刘长来指出，当前零部件行业面临的账期过长、强制降价、不合理索赔等问题尤为突出。2025年上半年车企向上游供应商的平均付款周期已延长至183天，即便《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实施后，仍存在政策覆盖不全、“软性拖延”等问题，部分企业实际回款周期甚至达9个月。同时，车企年降要求从3%至5%提升至10%以上、单方面让供应商承担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索赔金额虚高等行为，进一步挤压了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空间。

针对这些痛点，刘长来建议，要从法律规制、制度约束、行业自律三方面入手，推动行业回归良性竞争。一方面需强化执法监督，落实《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建立生产成本动态监测机制，杜绝低价倾销，并制定供应链质量争议处理指引，规范索赔行为；另一方面要推行全行业账期硬约束，明确账期起算节点、限定支付结算方式，从“重点企业示范”走向“全行业制度化约束”；此外，还应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将合理利润分配、风险共担纳入行业规范，建立原材料价格联动机制，让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协同发展。

铅蓄电池产业：补齐标准短板

作为技术最成熟的化学电源之一，铅蓄电池是汽车起动点火系统的必备产品，也是通信基站、数据中心、金融系统后备电源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保障众多下游产业平稳运行的“压舱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蓄电池生产与出口国，2024年产量占全球40%以上，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约2300亿元，随着AI数据中心建设加快，行业对备用电源的需求正迎来新一轮增长。

但与产业规模不匹配的是，铅蓄电池运输、包装管理的标准体系存在明显短板。刘长来表示，当前铅蓄电池相关的运输要求、包装规范、豁免条件分散于不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规则中，既没有针对成品和废旧铅蓄电池的专项包装运输规范，实际操作中还常出现规则理解模糊、标准执行不完整等问题，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制约了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制定《铅蓄电池运输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已经具备扎实的产业和技术基础。”刘长来强调，铅蓄电池的主要风险源为酸液泄漏和氢气析出，目前阀控式电池已通过UN238相关测试验证，富液式电池在规范包装下也可实现无游离酸外泄，且全新成品铅蓄电池的运输防护条件远优于已获得运输豁免的废旧电池，具备“有条件豁免”的技术前提。同时，2026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动力锂电池运输安全及多式联运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构建了六位一体的安全体系，为铅蓄电池运输标准制定提供了成熟的“中国方案”可借鉴。

对此，刘长来建议，首先启动行业安全数据收集与测试论证工作，全面收集企业在防泄漏、防短路、耐振动等方面的可靠性数据，邀请专家评估实际风险；其次参照锂电池标准，制定铅蓄电池“运输安全分级”国家标准，构建基于泄漏概率、防短路设计、封装水平的安全等级，形成一套广泛认可、可量化的安全标准，让标准适配产业发展需求，推动行业规范升级。

制造业出海：实现高水平走出去

在国内制造业结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走出去”成为突破国内“内卷化”困局、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选择。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存量连续9年居全球前三位，海外市场已成为消化富余产能、推动国内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跃升的核心引擎。

但刘长来也指出，制造业出海正面临诸多复合型挑战，其中“内卷外化”问题尤为突出，高达62%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竞争对手来自国内同行。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市场准入门槛攀升，地缘政治博弈引发的长臂管辖与出口管制风险加剧，全球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调整带来的稳定性冲击，以及海外资产安全、合规运营的多重压力，都让企业出海步伐受阻。“比如欧盟2025年对华发起15起贸易救济调查，海湾合作委员会也对铅酸蓄电池作出反倾销终裁，这些都让企业的海外经营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结合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刘长来认为，推动制造业企业高水平“走出去”，需要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为企业保驾护航。他建议，首先要强化金融财税精准支持，设立“制造业海外发展基金”，扩大人民币海外基金使用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对高端制造、绿色能源项目给予保费优惠，对带动国内中间品出口的项目给予税收抵免；其次要规范海外竞争秩序，参照韩国“一个团队”模式，建立海外投资协调机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实施“一致对外”的竞合策略，严禁低价倾销、侵犯知识产权等违规行为，从根源上破解“内卷外化”；此外，还需强化反制裁和贸易救济能力，提升国内仲裁机构处理涉制裁争议的专业水平，对依法提起国际仲裁的企业给予诉讼费用补贴，并加快落实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企业提供有效支持。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练好内功，破解内部竞争的结构性矛盾、补齐产业标准的短板，也要用好外部机遇，实现高水平‘走出去’。”刘长来表示，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和行业变革，推动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转型，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