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1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随着前一阶段被压抑的需求基本释放以及各国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退出，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从2021年的5.5%降至2022年的4.1%。报告分析，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增长减速，将压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需求。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秩序处于持续变迁的时刻。2022年，中国应如何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

围绕上述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归因时要区分疫情因素与非疫情因素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三重压力？

唐世平：首先，供给的冲击，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很多供应链出现问题，比如新能源汽车缺芯片，那就会冲击汽车制造，还有集装箱缺乏导致的海运时间更长等等。所以我认为，供给冲击主要是疫情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外部。

需求收缩，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疫情原因。整体而言，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教育、住房成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其他常规的需求，导致出现一定的需求收缩。另外，后疫情时代的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也是一个因素。最后，预期转弱，主要还是由于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造成的，以及全球疫情进展的情况也是一大影响因素。

《21世纪》：世纪疫情对全球持续产生冲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唐世平：我认为，接下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有几方面，需要予以重视。一是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目前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对立等如果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这会影响该国的经济和消费，从而影响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一些内部政治不稳定因素。三是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能否走得更远。四是中美贸易关系的进展。

所以结合前面提到的“三重压力”，我们在归因的时候要分清内外因素，以及区分种种挑战是由疫情造成的，还是源自非疫情因素。

产业政策的经济带动作用

《21世纪》：在全球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产业政策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唐世平：我们要把产业政策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推动某一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然后使得该产业减少对国外的技术依赖。所以产业政策只能对某个垂直领域的产业有影响，它对经济有一些溢出效应，但是这个溢出效应远远低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或者制度改革。也就是说，产业政策本身并不能够带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势。

《21世纪》：成功发挥经济带动作用的产业政策有哪些共性？

唐世平：这样的产业有三个特征。第一，一定是技术变迁比较前沿的产业，在技术发展方向还不明确的时候，产业政策“押宝押中了”，使得产业弯道超车。第二，成功的产业政策一定是在有全球需求的产业，而不只是中国有需求。因为市场大，竞争激烈。我们认为竞争越激烈，又是技术前沿的地方，值得用产业政策去发展，但不应该过度。第三，是产业链相对有基础，因为所有大型的产业政策都依赖于产业链发挥作用，如果该国这个产业链不完整、整体的自主性水平不高，比如说整条产业链可能是100美元，该国产业只占了1美元，在这上面投产应该很难，因为其他所有的产业都在外头。

东亚抗疫表现整体优于欧美

《21世纪》：新一轮国际秩序的变迁过程中的中国角色如何？如何展望2022？

唐世平：“东亚优先”是我们一直提倡的。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国能够在不经营好地区的情况下经营全球，这是一个由实践归纳出来的规律。首先，国家能力的投送就像扔一个石头到池塘里产生的水波纹，圈层不断扩大，而到外圈振幅越来越弱，中间的圈小，但是振幅比较高。所以说国家的影响力，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它的“投送”都是受地理限制的。第二，中国首先应该处理应对好东亚的事务，这样才能更积极地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各项治理。第三，还有美国、印度等国的区域影响力和作用也值得关注，它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受东亚整体的态势影响的。

2022年，首先，RCEP的影响值得关注，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一方面，同时它能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平台和基础，用以解决很多经济问题和经济纠纷。RCEP的落地生效，也会对东亚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一定的带领和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东亚国家在抗疫上的整体表现要优于欧美国家，那么东亚国家如果能够先把内部的抗疫和其他事务做好，就能够更快更好地重启经济活动。

《21世纪》：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生了哪些影响？

唐世平：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思考它，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不利于全球减贫事业。第二，一般来说，就全球范围来看，此类疫情都是先影响经济再影响社会和政治。我们现在看到的政治影响都是短期的，还没有看到更长远更深刻的影响，例如，我们看到疫情暴发之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增强，但是民粹主义对这些国家长远的政治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第三，是对部分产业和产业链产生影响。近两年由于疫情，中国的出口得到了增长，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能还没恢复，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产业升级喘息的机会，产业迁移速度放慢，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变动需要密切关注。疫情给全球带来的更加深刻的影响，可能要五年甚至十年以后才会慢慢显露出来。

《21世纪》：在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的背景下发展社会科学，有什么样的意义？

唐世平：首先，管理社会主要靠社会科学。因为所有的制度规则、社会规范（norm）就是被条文化了的社会知识，而这些知识来源于社会科学。其次，只有社会科学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历史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我们要读历史了解历史，但不能止步于此，或者得出某些“规律”或者理解，而是要问这些历史背后的“为什么”的科学问题，并且用科学的方法回答这些“为什么”的问题。例如，白天黑夜交替就是一个规律，但研究为什么会出现白天黑夜就是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自然科学问题了。同理，社会科学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与人合作比冲突更难，为什么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等等。

要回答这样的科学问题，必须靠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本质上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关于“为什么”的问题，然后找到方法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

《21世纪》：请谈谈你和你的团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相关预测。

唐世平：“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预测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提前公布，第二要有模型有算法有数据来源，第三要能够多次持续，而且不断改进。我们做社会科学的预测主要关注两类问题，第一类叫社会结果。例如国际上一些地区的重大事件，就是一种结果。我们不能预测它什么时间会发生，但可以预测它发生的概率高低。

第二类是战略行为。“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预测必然是基于理论加上数据和一些历史经验的预测，并不能只靠数理模型。自然科学能提供算力、分析工具，但是很多知识和理论，必须依靠社会科学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