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柳宁馨  香港报道

刚过去的4月26日是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专利高效转化这一话题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方向。

成果转化与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息息相关。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强调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作为科创重要策源地的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三条腿”走路。无论是将论文写在广袤大地上，还是将科研用在企业生产中，“大学之道”的含义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求知若渴、对科学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社会的悉心关切，成就人才与服务社会同样重要。

如何将众多顶尖科学家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激发创新创业、推动社会进步？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了解到港中大以大学为主体鼓励成员创新，打造创新孵化的生态链。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图片由港中大提供）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教授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大学产学研转化的第一目标不是去赚钱，而是培育老师、同学、校友们能够有机会去创业，开启第一步，最终希望能把科研成果带到社会，实现商品化，这是最后一步，“从发明创新到商品化有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把这条路铺平。”

将创新成果转为生产力

走进港中大刚翻新完成的校史馆，可以发现这里更新了不少内容。去年2月12日，港中大启动了创校60周年庆典，为期一年多的各类庆典活动仍在持续，这所知名大学也继续启程，擦亮未来发展方向与新的目标。

1963年，港中大由最初的3所书院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成立，如今已扩展至9所书院。钱穆、杨振宁、高锟等众多著名学者、顶尖科学家与港中大颇有渊源，校史陈列馆中放置着杨振宁和高锟分别在1957和2009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证明及奖章。

作为一所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港中大在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居于全球第47位，全亚洲第10位，在医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卓越学科领域取得丰富科研成果。

一直以来，港中大校长段崇智在思考一个常被讨论的问题：大学制度已经存在1000多年了，这一制度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那它是什么?

（港中大与内地媒体交流会现场，图片由港中大提供）

4月中旬，在与内地媒体的交流会上，段崇智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大学发展最重要就是知识、科技跟社会责任感，在大学的发展蓝图里面，研究不只停留在求知、挖掘和创造知识的层面，而是专注把研究创新和企业结合成一个服务生产力的连续流程，把研究成果转化到实体的利润，把创新传输到全世界。

在香港发展的大背景下，2015年前后，香港特区政府坚定了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也在当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2022年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负责制订全面的创新及科技政策，并开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如今，香港继续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研究、创新、企业，这三者之间如何相互链接，碰撞出更多火花？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内地事务）暨卓敏内科及药物治疗学讲座教授于君教授目前负责港中大消化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集中在消化系统肿瘤和脂肪肝及相关肝癌等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在于君看来，研究的基础探索能够应用到临床是实验室的重点，“基于多年对胃癌、肠癌、脂肪肝和肝癌的基础研究，我们重点是要发现一些早诊的标记物和治疗的靶点，注重转化并引导临床的诊治，提高病人的健康。”

具体来看，港中大知识转移办公室牵头负责科技成果转化，为大学增加转化机会，与科研团队持续沟通，双方对接明确技术关键点，合作完成转化项目。

深圳研究院众创中心也是一个典型案例。“2018年，我们想要在深圳研究院中加一些科创内容，就设立了一个深圳研究院众创中心，为港中大的老师、同学和校友提供各类创业支持，场地、税务、人员等各项事务我们都负责处理好，现在众创中心创办6年，已经孵化出90多家小公司，有4家成为准独角兽企业。”段崇智说。

最近，港中大成立了中大创新有限公司，将与业界持份者通力合作，共同投资具潜力的港中大初创企业，确保港中大在培养新一代创新科研领袖方面稳占先机。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系卓敏机械与自动工程学教授、天石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刘云辉教授主要研发智能自动机器人，协助物流、建筑、医疗等不同行业应对AI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创立了多家科技公司，将高端科技成功转化落地。

据刘云辉介绍，在物流机器人方面，港中大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设立了香港物流机器人创新中心，应用方面一是实现仓库里操作类工作的自动化，二是实现配送自动化。

“目前，我们中心研究的重点是物体的三维成像、机器人抓取、无人机大规模建模检测等技术，也将这些技术转化，孵化出云芯慧、中大智创、Dech Vision这三家企业。”刘云辉说。

学校提供更多的转化平台实践，也可以培养出更具有商业思维的人才。例如，在一个产业转化项目中，团队里面有些人虽然是工程专业背景，但也有很好的商业思维。“如果一些科研转化是技术驱动型的，通过在学校的一些培训里也可以把工程人才直接培养成很好的商业人才。”刘云辉说。

“做转化的时候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我有很好的技术人才，但需要一个很好的CEO。我们非常希望跟企业界合作，跟产业界合作，很多人在产业界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更加熟悉市场。”刘云辉说。

科学研究带来社会效益

大学教授将科研用在社会需要的地方，加强对社会的技术输送，也可以直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段崇智表示，我们希望能够善用大学多年来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实现建设社会的终极目标。早在2021年，港中大就将“进行具社会影响力的科研和创新项目”列入《港中大策略计划2021－2025》发展战略之中，明确指出要发挥港中大科研优势，打造一所学术成果和对社会贡献都一流的综合研究型大学。

（港中大卓敏生命科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汉明在实验室，图片由港中大提供）

去年5月，通过神州16号飞船和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港中大卓敏生命科学教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汉明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研发的陇黄大豆样本和大豆根瘤菌被顺利送达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目前实验人员正在研究返回的“太空种子”具体变化情况。

林汉明1997年从美国留学结束回到香港，选定大豆领域开展了在港中大的科研工作，如今已近30年。在林汉明带领的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团队成员中有很多是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主要做气候智能农业、农业基因组研究和植物细胞学等基础研究工作。

大豆研究是林汉明持续多年深耕的重点领域。在他看来，中国大豆研究的优势在于种子资源丰富，可以借此做一些基因组研究等高端研究，与国际团队在科研领域竞争。

2010年，林汉明带领团队完成首个野生大豆参照基因组，提供了野生大豆研究的有力工具。在基因组研究基础上，林汉明逐渐拓展了更多大豆研究的空间，开始培育新的大豆品种。这也切中他做研究的最初想法，“希望有一天研究能够从实验室进入农田。”

2014年，林汉明团队利用基因组技术找出了重要的大豆耐盐基因，着手培育新品种。目前，团队已育成陇黄1号、2号、3号品种并应用，陇黄4号品种也已获批，未来也将在实际种植中使用。

这些抗盐耐旱大豆被林汉明带到了甘肃陇南山区。在土壤、气候条件恶劣的黄土高原，据当地统计，从2016年到2023年，当地累计种植这类新品种大豆118万亩，约为农民增收9700万人民币。

“我们希望把香港成为一个枢纽，培育不同的人才，他们留下来服务香港或是回到家乡、更大的地方去做贡献。”林汉明说。

织密内地科创与转化网络

如果观察研究型大学和城市区域的互动，可以发现大学的科创力是区域创新最直接的动力源泉，国际上已有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相互成就、共生互动的案例。在我国正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如何借力大学、科研机构？政产学研的转化有哪些需要提质增效的环节？

以港中大为例，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中大深度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项目，目前已有6家港中大研究中心进入政府的旗舰创科平台。

而随着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愈加紧密，内地也成为港中大设立产学研基地、推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区域。

2006年，港中大已在深圳布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007年设立深圳研究院，2020年又在深圳福田区成立了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院，逐步建设和系统开展产学研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院长、卓敏矫形外科与创伤学教授秦岭教授表示，基于国际化城市的背景和整体规划，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特别强调转化，也希望成为大湾区中试转化的对接区，相关布局正在进行中，“通过源头创新，我们有香港企业的创新产品，也和内地合作拿到创新医疗器械创新通道，并与欧洲科学院建立了欧亚创新中心，加强国际化合作。”

去年，港中大在内地新设立6 个产学研基地，包括北京中心、上海中心、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中心、创博港上海基地、深港创新研究院（福田）、港中大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研究所上海科研工作站等，在内地的科创转化网络越织越密。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认为，港中大可以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吸引国外科研机构，借鉴国外优势创新转到内地，也可以把内地的一些创新成果直接带到国际化平台。

陈伟仪表示，2023年，港中大成立上海中心，对港中大往内地发展是重要一步，目前港中大已经在上海做了一个创博港上海基地，吸引已在香港有公司的同事进一步去上海发展。同时，港中大也和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有一些合作课程，已经有一些大的计划推进，后续期望更多合作。

面向内地更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场景，科研的落地有了更多的探索空间。

“从机器人领域看，香港早期做研发主要优势在核心技术，现在强调推进科研转化，我们与国内很多大学开展合作，国内的产业化人才包括专业转化人才非常多，与内地的科创合作是必须的，我们的产品工厂就放在内地。”刘云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秦岭也有同感，在从事三类医疗器械和药物的研发过程中，尤其在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审批的内容方面，有资质的三甲医院是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基础，目前香港有许多高质医院，但不在NMPA体系之内，要通过与内地三甲医院合作才能展开NMPA审批的创新医疗产品的申报。

“我们进行科研转化还需要有大型设备和厂房进行产品生产，但很多产业不一定能在香港展开，例如骨科器械的产业重镇在长三角。因此，一些创新研发源头在香港高校，落地就需要通过和内地的代工合作，与内地合作的体制创新给了我们很好的发展机遇。”秦岭说。

成果转化需要市场和应用场景，从源头创新向产业应用的过程中，广阔的内地市场是港中大拓展创新生态链的必然选项。无论是在港中大扎根多年的香港，还是在港中大已设立产学研基地的深圳、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城市与大学的共生互动形成创新的正向循环，大学不断推动人才和产业为城市带来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