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教书先生，叫黄际遇。早年留学日本，远赴美国芝加哥进修，学成回国，投身祖国教育几十年，1940年秋，日军全面侵华第三年，他跟着中山大学四千师生，背着书箱徒步千里，躲过日军轰炸，撤到粤北荒僻的坪石镇。课堂安在清洞乡的旧蒙童馆里，青砖墙透着风，雨天屋顶漏水，他和学生踩着泥浆上课，跳蚤从脚踝钻进裤管。他说：“慷慨捐躯当然可贵，可知识救国，也是大道。”

他身边都是这样一群书生：图书馆长杜定友守着五万册书，敌机临头时嘶喊“书没运完，我死也不走”，最后被师生捆着胳膊抬上最后一班火车；

土木系卫梓松教授困在沦陷区，曾在清华大学受教于先生的日本人三井求见，欲逼迫先生出任粤汉铁路工程师。先生为保存民族大节，于1945年3月20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殉国。

坪石百姓把祠堂让给教室，粮仓改成图书馆。农妇何妈摸黑上山砍竹，扎成火把插满课堂；粉摊老板阿水把整锅热汤面端给饿晕的学生，锅边还沾着灶灰。梅龚彬教授的妻儿从沦陷区上海跋涉而来，岳母煮着南瓜粥，总给来议时事的学生多留三副碗筷。油灯下，梅先生写讲义写到指节裂口，妻子龚冰若默默典当最后一件旗袍。

八十年前，武水河畔，黄先生向送行乡亲深深鞠躬：“谢坪石收留我们五年！”，第二年抗战胜利，黄际遇先生却在返程途中意外落水殉职，没能亲见胜利的稻浪金黄。

以上只是电影《坪石先生》的几个片段，如今，塘口村朱氏祠堂那块黑板还在，八十年了，当我们回望那辗转千里守护的文明火种，那些书生脊梁撑起的山河一角，正是千千万万个“坪石先生”用不屈的意志与知识的微光，穿透至暗长夜，最终汇聚成那场伟大胜利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