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招商银行研究院 跨境金融部
■ 经济格局：世界经济多极化，中国是新兴力量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迎来群体性崛起，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全球经济版图更为均衡。经济秩序决定国际分工，美国作为典型消费国，消费支出占全球近三成；生产国经历产业转移变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资源国在大国博弈中议价力上升。
■ 产业出海：经济增长驱动，产业升级赋能，中企出海的进阶之路。复盘英、美、日等大国经验，产业出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伴随部分产业由中国向东南亚扩散，国内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在后发国家的产业追赶进程中，科技创新与国际秩序构成核心变量，故我国把握产业赶超机遇期的关键或在于实现新质生产力和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的双轮协同。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助推中资企业沿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认证向上攀登，呈现出产品出海-产能出海-标准出海的进阶之路。我国在5G、特高压、高铁等领域已实现全球规则主导，在船舶、电动车、商用飞机等领域取得一定标准突破。技术标准输出将是中国产业出海的终极战略高地。
■ 贸易秩序：区域化贸易新秩序加速成型，中国引领RCEP发展。全球产业链从一体化转向区域化，南南贸易强劲增长，以WTO为核心的治理机制难以适配经贸新格局，区域治理模式应运而生，2024年末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达373个。其中，亚太区域贸易一体化加深，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超40%，亚太自贸区涌现重要合作进展。作为亚洲贸易网络的中心，中国有望通过RCEP发挥引领作用。
■ 金融体系：多极共生的全球金融新生态，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机遇。货币地位是大国实力的体现，全球经贸秩序变局推动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但提升空间仍明显。依托RCEP框架、中企出海浪潮，人民币跨境结算场景得到扩大，可探索“区域化带动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在跨境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的同时，数字货币有望掀起变革浪潮，改造传统跨境支付场景，这同样是货币多极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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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出海之产业总览篇：中企千帆竞发，逐浪新航海时代》
正文
破局与立势。地缘政治冲突、经济范式转换、技术革命浪潮等形成叠加效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版图上，伴随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格局经历深刻变革，全球化朝多极化方向重构。其中，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产业结构自主升级，对外贸易量质双升，为中国企业从产能出海向标准出海跃迁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全球贸易规则需要适应经济格局和产业重构的变化，区域化贸易秩序应运而生，RCEP成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载体。另一方面，金融秩序随之重塑，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凸显。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影响力持续扩大，带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将强化货币在全球支付结算、贸易融资及大宗计价中的角色，为全球金融格局注入新动能。总体上，中国有望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具引领性的角色，技术攻坚、标准出海、制度创新、货币国际化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将助力中国产业探索全球化突围之路，铸就新秩序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基。
图1：中国产业升级与产业出海有望为全球经贸格局注入新动力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经济格局：世界经济多极化，中国是新兴力量代表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国际秩序长期被少数西方国家所掌控。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带动下迎来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首当其冲表现为经济力量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五国GDP占全球份额逐年抬升，并于2019年实现对G7国家的超越，截至2023年已达33%，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全球经济版图更为全面均衡。伴随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浪潮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跃迁。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 2014年超越整个欧元区，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当前，中美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两大主力，构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双核引擎”，二者合计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成以上，中美关系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图2：G7国家GDP份额下滑，金砖十国GDP份额抬升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BRICS数据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五国
图3：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秩序决定分工，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演进
经济秩序决定国际分工，全球三级分工体系基本确立。各国按照自身禀赋优势分为三大阵营：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互利共赢。其中，以中东、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国具备矿产优势，负责提供原材料；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国具备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购买资源品进行生产，输出产成品；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国具有大量消费需求，向生产国购买低廉的消费品，同时掌握前沿的技术和发达的金融资本。此分工体系的运转模式是，消费国将消费需求转化为对全球供应链的需求，促进生产国和资源国出口，贸易顺差又转化为投资，形成国际贸易和金融资本的循环流动。
图4：全球三级分工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见证逆潮》，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具体国家在不同时间的经常和资本项目差额情况存在差异
依靠美元中心货币地位及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于二战后实现了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循环，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秩序的主导国。2023年，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达29%，远超其他国家。不过，2017年后，美国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意图强烈，推动制造业回流是美国近三任总统的一贯方针，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巩固其国际地位。
生产国方面，全球制造中心经历了几轮变迁，背后是产业转移浪潮中的国家崛起与追赶。作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三成左右，较美国高出近11个百分点。近年来，伴随更多新兴市场崛起，部分分工逐步从中国向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国家溢出，新一轮产业转移显露出苗头。
资源国方面，逆全球化趋势下，关键矿产成为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资源获取的壁垒提升，资源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议价能力有所上升。不过，资源国的经济结构通常相对单一，在享受资源优势的同时容易陷入过度依赖资源出口、掣肘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诅咒”。为此，中东、非洲等经济体的工业化诉求明显上升，包括完善基建、发展新能源等，这为生产国向资源国进行产能输出提供了机遇。
在三级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全球产业分工逐步演化为复杂的经济网络。多极化令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趋向均衡，分工体系的区域形态表现为分散化和多中心化，来自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正在逐步增加。中美两极在经济网络中对关键节点拥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图5：2023年各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除中国外，其余国家具备消费国特征
图6：2023年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CEIC，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除美国外，其余国家具备生产国特征
图7：主要大宗商品资源分布情况（主产国-2023年全球产量占比）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BP，IEA，招商银行研究院
产业出海：经济增长驱动，产业升级赋能，中企出海的进阶之路
（一）产业出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
回溯大国发展史，一国贸易份额的显著扩张通常与经济总量增长相伴发生，而有赖于教育、技术、生产竞争力等核心因素的前期优势积淀。基于对主要国家（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九国）的兴衰周期复盘，达利欧总结了八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注释1】。将各国的关键因素加权汇总后得到下图（图8），展示出各指标在大国兴衰周期中的典型变化模式。从发展时点上看，一国世界贸易份额的显著增长通常与经济产出增长同步发生，而滞后于教育、技术、生产竞争力等因素。全球贸易扩张代表产品出海的初级阶段，随后将演进为以投资扩张为标志的产业出海浪潮。
图8：一国世界贸易份额的显著增长通常发生在教育、技术、竞争力显著增强之后
资料来源：《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招商银行研究院
下文将具体复盘英国、美国、日本产业出海的发展进程。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工业化基础，经济增长驱动产品出海，资本输出随后兴起
教育体系发展与科技创新为英国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对外贸易在此基础上获得扩张。受益于启蒙运动，17-18世纪英国的教育制度发生重要变革，教育体系逐渐从宗教主导转向世俗化，教育对象从贵族阶层扩展至中产阶级和平民阶层，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人才基础。18世纪60年代后，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生产力突破，推动纺织业、采矿业的机械化发展。同时，蒸汽引擎在轮船、火车的应用有效缩减了运输成本，英国在大西洋贸易的影响力得以扩大，殖民地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伴随经济增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9世纪中叶，凭借生产力突破，英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达到近20%，超过荷兰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品倾销全球，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于1850年触及40%左右的顶峰，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 。英国的主要出口品类包括棉纺织品、铁路设备、煤炭、金属等，其中棉产品占英国出口总值的40%-50%。
图9：17-18世纪英国的重大发明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0：19中期英国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高峰
资料来源：《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招商银行研究院
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英国的资本输出经历了显著扩张，以铁路投资为代表。伴随工业资本过剩，英国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构成帝国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1850-1870年，英国的资本输出从2亿英镑激增至14亿英镑，主要针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方面，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拥有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英国向其大规模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能够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同时带动铁轨、机车等资本品出口。另一方面，伦敦金融城为殖民地铁路建设提供国际贷款，英镑的流动性随之增强。在此阶段，英国占全球出口份额已在逐步下降，但持续的海外投资回报仍使得经常账户保持盈余。
图11：国际投资占发达国家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招商银行研究院
美国：工业化进程贯穿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二战后掌控全球经贸秩序，主导两轮产业转移
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美国技术基础并加速其工业化进程。19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积极培养技术人才，注重引进并改进欧洲技术，通过快速发展电力电气工业显著提高了生产率，极大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1900年综合国力超越当时的主导国英国。彼时，美国通过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注释2】为钢铁、纺织等新兴行业提供了市场保护。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份额达到顶峰。两次世界大战助力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二战后美国正式成为全球霸主，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战后，全球范围内再无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同时美国凭借战争期间大量出口工业品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图12：美国GDP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IMF，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3：主要国家粗钢产量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1950s和1970s，美国主导推动两轮产业转移，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迎来黄金时代，利用战争积累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发展钢铁、汽车、机械、化工、电气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实现资源的集中高效利用，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援助项目，美国主动推动钢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在1970s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美国推动制造业环节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进一步完成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型。1965-1971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达12%，通过6000余家美资跨国公司将产能输出至海外。1970s，美国从贸易顺差国转为逆差国，工业占比已降至30%左右。自此，美国长期维持高额贸易赤字，而贸易盈余国不断更迭，全球贸易格局可以用铁打的“最终消费者”和流水的“世界工厂”来概括。
图14：主要国家的贸易差额占比，铁打的“最终消费者”和流水的“世界工厂”
资料来源：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坐标轴上方代表某国的贸易顺差额占顺差国顺差总额的比重，下方代表某国的贸易逆差额占逆差国逆差总额的比重
日本：战后承接美国产业实现经济赶超，贸易摩擦推动企业大规模出海
战后经济复苏，重工业兴起、产业转型与对外贸易扩张。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扶持下重启重工业发展，通过引进海外资源和先进技术，逐步建立了以纺织、重化、钢铁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充分发挥低成本的生产要素优势扩大对外贸易完成资本积累，出口规模飞速增长。由此，日本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1950-1973年GDP复合增速达到9.3%，高于美国。石油危机导致高度依赖重化工业的日本经济受到影响，因此向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实现技术赶超，产品性能及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提升。1984年，日本出口占GDP比重达到历史高点12.6%。
伴随日本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受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因素影响，日企开启产业出海。1970s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本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大幅升值，叠加劳动力成本升高和内需不足，日本企业开始尝试海外布局。1986年，日本政府发布《前川报告》，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支持对外直接投资。1970-198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3.6亿美元增至64.4亿美元，平均增速达121%，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从2.5%增至11%。从行业看，钢铁、重化工业、汽车等产业外迁现象显著。从目的地看，拥有庞大内需市场的美国、低成本且资源丰富的东盟和中国成为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图15：日本与美国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6：1970s后日本工业占比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7：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8：1989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产业转移浪潮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与产业追赶
英国、美国、日本的产业出海经验表明，产业转移浪潮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依托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与生产环节的合理配置，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专业化分工，国际产业迁移浪潮得以不断发展。产业转移的核心逻辑是，承接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承接发达经济体向外转移的低附加值环节，转出国则腾出资源专注于高附加值产业。产业转移初期，承接国主要承接纺织、钢铁、煤炭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后逐步延伸至机电、造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过程中承接国本土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产业迁出国则沿着“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的路径转型升级。2008年后，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纺服、家电等）陆续向东南亚转移，为国内产业升级创造了必要条件。
图19：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国积极推动产业向“四化”升级。美国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上一轮康波周期的主导产业，我国通过加入WTO把握住了全球互联网革命的机遇，在数字通信技术和通用设备的硬件制造领域形成全球优势。2015年以来，全球康波周期步入萧条阶段，以科技革命驱动康波周期回升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大框架下，我国持续推动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转型升级，逐渐构筑起产业护城河。绿色化是以“双碳”目标为指引，在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相对全球其他国家已具备明显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产业绿色化升级。智能化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端化旨在提升产品附加值，重在补短板，加速自主可控进程，同时着眼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融合化能够促进产业各部门间融合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在后发国家的产业追赶进程中，科技创新与国际秩序构成两个核心变量。英国和美国凭借工业革命主导的底层技术创新实现了中心国地位的切换，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后发国家则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快速追赶。后发国能否实现产业赶超，取决于技术创新力与大国博弈能否形成共振。一方面，重复先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难以真正实现赶超，需要把握电气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等具备颠覆性创新力的历史机遇方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国际秩序下，后发国的竞争力一旦威胁到先发国，其寻求重塑全球贸易分工体系的过程会受到先发国的诸多压制，这将大幅提升后发国的赶超难度。《广场协议》便是典型例证。
新质生产力与制度创新形成双轮协同，将有助于我国实现产业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世界主要国家试图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我国未来五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我国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着力点。以“四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版图发生“东升西降”的重大变化。我国积极把握国际秩序变动的赶超窗口期，尝试打破传统权力格局的路径依赖，由全球治理体系的“跟随者”向“引领者”加速转变，积极探索“一带一路”、金砖国家、RCEP等区域治理模式的制度创新。
图20：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固投整体增速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1：我国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
资料来源：信通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三）产品出海-产能出海-标准出海的中企进阶之路
伴随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中资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经历转变，从产品出海逐步向产能出海、标准出海进阶，背后是从技术追赶者向技术赶超者、乃至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
加入世贸后，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1-2024年，我国出口总额从2660亿美元增至35766亿美元，出口份额从4.3%抬升至15.1%。分阶段看，2008年之前，凭借人口红利与成本优势，我国经历了外贸出口的黄金时期，出口金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超27%，外贸依存度一度达到36%（2006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开放度陷入停滞，我国出口增速随之放缓。2016年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份额经历波折，2016-2024年平均为14.2%。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积极推动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东盟已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对我国出口总额的贡献比重为16.4%。
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基于要素密集度拆分，2001年以来，劳动密集型商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从40%左右回落至35%，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占比则由43%抬升至57%，技术含量逐渐提高，出口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金额已破万亿元。
具体品类上，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电类、纺织类、交通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家具灯具玩具、化工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等。2016-2024年，运输设备、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品、贱金属的占比有所抬升，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的出口规模增长最为突出；而纺织类、家具灯具玩具类商品的出口占比有所回落，主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东南亚转移。
图22：我国出口金额及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3：我国出口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4：我国出口占比较高的商品类别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杂项制品主要包含家具、寝具、灯具；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等
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步伐加速。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企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走出国门，与东道国企业开展研发合作，获取前沿技术和渠道资源，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促进商品出口多元化和高端化。代表性案例包括海尔收购GEA、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 PC等。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从参与全球化转向塑造全球化，亚太和中东欧地区的出海空间被打开。此后中企对外直接投资步入加速阶段， 2015年我国ODI实现历史性突破，晋升为全球第二。
图2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yoy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产能出海大势所趋。过去，中国通过低价代工模式输出“中国制造”，跟随核心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随着中国品牌崛起，“中国智造”的产品竞争力得到验证，以主动开拓全球市场为核心目的的产能出海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对外投资步入高质量的跨越式新阶段。近两年，贸易摩擦因素加剧了这一趋势，全球产业链格局呈现出“中国+N”的多工厂模式，我国绿地投资金额实现强劲增长。从上市公司的海外建厂数量看，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等构成产能出海的主力行业。其中，凭借技术领先优势，新能源产业已显现出产业链协同出海的新趋势。
图26：我国绿地投资和海外并购规模
资料来源：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7：上市公司海外建厂的行业分布情况（截止2023年末）
资料来源：国联民生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在产品出海和产能出海的基础上，标准出海是中企出海的下一个战略突破口。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正逐步从产品转向技术标准主导权。标准引领是技术引领的必然结果，我国在部分技术领域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推动技术标准制定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提升话语权，降低非关税壁垒，巩固出口竞争优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近年来中国在其中的参与度明显提升。然而，当前中国负责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现有国际标准的2%左右，九成的现行国际标准仍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凸显提升标准话语权的紧迫性。当前，国际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尚未全部完成，新兴技术持续涌现，为我国提供了标准超越的良机。
图28：中美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参与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ISO、IEC、ITU官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在5G、特高压、高铁等领域，我国将技术硬实力转化为国际规则软实力，主导行业标准。2019年以来，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占全球比重达25.7%，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5G和特高压领域，我国专利数量占比超过40%，华为、中兴通讯、国家电网等龙头企业通过持续研发创新引领行业游戏规则，我国的特高压交流标准已被IEC推荐为国际标准电压。在铁路领域，国际铁路联盟的全部13项系统级国际标准均由中国铁路主持制定，涵盖高速铁路的设计、施工、运营、装备、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并通过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强势输出中国标准。
在船舶、商用飞机、新能源车等领域，我国不再单纯追求融入欧美主导的体系，而是尝试凭借技术标准输出打造贸易新优势，中国标准取得一定进展。在船舶领域，过去LNG船的核心标准由欧洲主导，2021年由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五代“长恒系列”LNG运输船获国际著名船级社颁发的认可证书，成为中国在LNG船研发设计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在商用飞机领域，随着多国双边适航协议的签署，C919的国际化之路值得期待。在电动车充电桩领域，全球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成为充电桩企业出海的痛点之一，中国推出ChaoJi充电标准加入竞争。未来，各领域的新兴技术持续更迭，国际标准博弈将愈发关键。
表1：在部分领域，中国技术标准引领取得显著进展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整理，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9：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族分布（2025年初）
资料来源：Patently ，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0：全球特高压技术专利来源国分布（2022年）
资料来源：智慧芽，前瞻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在产业链层面，聚焦核心节点的技术标准有助于争夺链主地位，定义全球供应链规则。已有文献表明，中国引领标准对处于高价值链地位的行业出口显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对处于中价值链地位的行业出口促进作用相对较小【注释3】。生产网络中，核心技术的关键节点是整个产业链上的权力枢纽，掌握其技术标准便拥有了定义产业链规则、分配利润格局的结构性权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优先攻关核心节点的技术标准引领和输出，解决“卡脖子”问题，方能占据产业发展主导地位，更为顺畅地推动产品出海。
贸易秩序：区域化贸易新秩序加速成型，中国引领RCEP发展
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持续升级，中国企业主动掀起出海浪潮，加速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革。过往以WTO为核心的贸易规则已难以契合新兴经济体蓬勃兴起及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大势，区域化贸易秩序迎来发展契机，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此进程中，亚太市场展现出巨大潜力，RCEP具备强劲竞争力。中国作为亚洲贸易网络中心，有望在其中发挥引擎作用。
（一）原有治理体系难以适配经贸新格局，区域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南南贸易实现强劲增长。2008年次贷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代表贸易自由度的全球贸易额占GDP比重呈现出增长停滞态势，这一趋势延续至今。与上一轮全球化黄金时期（1980-2008年）相比，2008-2023年全球进出口额的增长中枢从8%回落至2.5%。然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2008-2023年南南贸易（即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量口径）从2.8万亿美元增长至5.7万亿美元，实现翻番，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7%抬升至24%，表明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对传统贸易伙伴的依赖，并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南南合作的增强同样催生出新的资本流动模式，2023年全球南方已拥有65%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伴随我国“走出去”进程加快，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南方”国家在我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超过50%。
图31：全球商品贸易流量拆分，南南贸易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北方指发达经济体，南方指发展中经济体
图32：FDI流量分布占比
资料来源：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全球经济格局因发展中经济体崛起而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WTO机制蕴含的等级制矛盾愈发凸显。过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WTO成员数量增多和成员利益诉求多样化，WTO的谈判模式和争端解决机制逐渐暴露出运转不畅、效率过低的缺陷。底层问题在于，等级性特征深嵌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孕育了治理机制失衡的种子。大部分WTO规则由发达成员共同创造，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被边缘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力量配置，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快速发展尤为明显，导致既有秩序中蕴含的等级制矛盾愈发突出。
“对等关税”政策的提出，再次暴露出WTO争端解决功能失效的深层次制度缺陷。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将对某一成员的贸易优惠自动扩展至其他所有成员，关税约束义务规定成员的关税税率不得超出其在减让表中所承诺的最高限额，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直接违背了上述两项核心原则。该政策发布后，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不过，2019年以来，WTO争端解决功能已部分瘫痪，或难以做出实质性判决，再次凸显出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机制缺陷。因此，关税政策引发多国反制，加剧多边贸易体系碎片化。
以区域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和谋求共同发展，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加入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将其作为WTO框架的补充，构成全球贸易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相比多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在谈判和实施上更为灵活，便于适应区域成员间的特定需求。截至2024年末，全球各经济体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达到373个，较2018年增加77个。分区域看，欧洲地区通过欧盟（EU）实现经济一体化；北美地区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墨加协定》（USMCA）；亚太地区形成以RCEP与CPTPP两大自贸协定并行的“双循环”格局。
图33：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WTO，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4：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区域分布（截至2025.6）
资料来源：WTO，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5：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一览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亚太区域贸易一体化加深，中国成为亚洲贸易网络中心
亚太区域内部的产业联系愈发紧密，区域经贸一体化程度加深。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4年亚洲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达48.1%。2023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为41.2%，远超欧盟的25.5%和北美的15.1%。据BIS调查数据，2021-2023年，从中国供应商的客户分布看，来自亚太地区的客户占比从74.9%抬升至79.8%，主要增量来自中日韩之外的亚太其他地区；从亚太地区客户的供应商分布看，来自美欧的供应商有不同程度份额下降，来自亚太本土的供应商占比相应提升。
图36：亚太地区供应商的全球客户分布
资料来源：BIS，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7：亚太地区客户的全球供应商分布
资料来源：BIS，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引擎作用，是亚洲贸易网络的中心国。据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贡献了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44.6%的服务贸易增长。从全球贸易网络看，过去二十年间发生两个明显变化（图31 VS 图32）：一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中心，与亚洲各国（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产生了紧密的贸易联系。二是全球产业链从一体化转向区域化，区域伙伴间的贸易更为集中，而中、美、德三大区域中心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少。【注释4】
图38：复杂价值链下区域性贸易网络（2000年）
资料来源：WTO，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圆圈大小代表出口增加值规模，连线粗细代表每对贸易伙伴间的加值流量
图39：复杂价值链下区域性贸易网络（2017年）
资料来源：WTO，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圆圈大小代表出口增加值规模，连线粗细代表每对贸易伙伴间的增加值流量
（三）RCEP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果，RCEP整合区域内自贸协定安排、优化资源配置，展现了亚洲国家推动开放合作的决心。2024年，RCEP区域内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3%。
从覆盖范围和增长潜力出发，RCEP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覆盖范围方面，RCEP的区域GDP总值、货物贸易额、总人口占全球比重约30%，是全球综合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USMCA、EU则分别在经济体量、贸易总额上占据规模优势。增长潜力方面，2019年以来，USMCA区域的GDP增速表现突出，RCEP区域的全球投资活动增长强劲，贸易增长上未体现出明显差异。
从贸易规则出发，RCEP规则在WTO的基础上凸显灵活性和包容性。一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成员内部的规则壁垒相对更低。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注释5】允许成员国依托区域内资源要素建立供应链网络，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加灵活地开展产业布局。截至2023年，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占比为66%，较全球整体占比高出17.5个百分点。二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流程更为高效。相较WTO，RCEP未设上诉程序，且磋商时间和专家组发布报告时间均明显缩短。三在关税方面，削减力度较强。RCEP协定承诺，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四在条款设置方面，显现包容性。例如，给予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关于市场开放过渡期安排的待遇；早期关税减让货品的优先顺序视东盟最低收入国家的利益而定等。
图40：主要区域贸易协定覆盖范围
资料来源：CEIC、欧盟统计局、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贸易为2023年数据，其余指标为2024年数据
图41：主要区域贸易协定经济发展指标增速
资料来源：CEIC、UNCTA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GDP增速为2019-2024年复合增速，其余指标为2019-2023年复合增速
表2：RCEP与WTO规则的差异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积极融入RCEP并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RCEP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作为区内体量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也将成为RCEP发展的引领者。2023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占RCEP区域货物贸易总额的13.7%。我国结合RCEP与“一带一路”框架增加对外直接投资，2023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26%，较中国对全球投资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其中，东南亚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建厂的重要目的地。
图42：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建厂布局（截至2024年末）
资料来源：国联民生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以RCEP为制度基石，近期亚太自贸区涌现重要合作进展。一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全面完成，扩展新兴领域和新质生产力合作，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九大章节，首次实现标准技术法规互认。二是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联合声明发布，形成了以中国-东盟合作为基轴、链接海合会的跨区域合作网络。区域性商务理事会、本币和跨境支付合作、中小微企业赋能等举措将打开合作空间。三是在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中，三方领导人确立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共识。中、日、韩在RCEP框架下首次建立双边自贸关系，并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时点迎来战略机遇期。以上区域合作新进展均表明，亚太自贸网络的渗透率和影响力正在持续增强，RCEP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金融体系：多极共生的全球金融新生态，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机遇
在国际收支平衡框架下（贸易账户=资本账户），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被紧密联系起来。在国际贸易格局演变的背景下，全球金融秩序随之重塑，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突出。伴随中国产业布局在全球范围内深化，中国的贸易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强，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势在必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构成重要支撑
美元中心货币地位是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运转的基础性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发行自由化强化了美元的国际主导作用。随后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核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通过SWIFT系统强化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控制力。长期以来，美元占据中心货币地位，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名义锚。截至2024年末，57.8%的全球外汇储备由美元构成，88%的全球外汇交易以美元结算，超60%的国际债务以美元计价。
回顾过去几年的货币体系结构变迁，以SWIFT系统中全球支付货币的市场份额衡量，2017-2024年，欧元支付占比从35.7%降至21.7%，其回落的份额主要被美元、人民币、加元所取代。美元支付占比从39.9%提升至49.1%，与其他货币拉开差距；人民币占比从1.6%提升至3.8%，加元占比从1.6%提升至2.8%；英镑的支付份额则保持相对稳定。
图43：国际储备货币份额演变
资料来源：Gainesville Coins，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44：国际支付系统中各币种占比（2017年）
资料来源：SWIFT，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45：国际支付系统中各币种占比（2024年）
资料来源：SWIFT，招商银行研究院
国际秩序重构引发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本质上，货币地位背后是大国实力的体现。货币即权力，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博弈过程中形成的货币权力分配格局。一国经济实力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后，将逐步建立起国际金融中心，与持续扩大的贸易优势相结合，推动主权货币演变为全球储备货币。一方面，从全球经济格局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群体性崛起已不容忽视，尤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全球资金流向经历重塑，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的趋势愈发突出。另一方面，美债经历快速扩张，“商品-美元-美债”的美元体系或存在潜在波动风险。2024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已超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过度负债推高通胀，加剧利息偿付负担，将一定程度削弱美元信用基础。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更是引发国际社会的信任危机，各国持有美元的意愿降低。
图46：美国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47：美债境外投资者占比持续下行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过，由于储备货币具有滞后性和延续性特征，货币体系的变迁速度相对缓慢。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越长，各国对其路径依赖就越明显，即存在货币惯性。 因此，中心货币地位变迁往往滞后于国家实力变化。从美国经济体量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美元地位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中心货币，大致经历了五十年时间。当然，在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大趋势下，即便美元中心货币地位松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不影响各国及时谋划和推进本币国际化使用。
跨境支付体系持续完善，成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跨境支付行为包括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转移。信息流方面，SWIFT占据全球金融通信的“中枢神经”地位，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金融机构，每日发送的报文信息超4200万条，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报文依赖于SWIFT系统。资金流涵盖清算和结算流程，国际清算系统负责处理信息流的清算工作，包括美国的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国内的结算体系则负责最终的资金划拨，包括美国的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我国的现代化支付系统（CANPS）。值得注意的是，SWIFT和CIPS属于互补并行的协同关系，CIPS间接参与者需经过SWIFT方可接入CIPS并完成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
金融限制措施引发担忧，替代性基础设施起步发展。朝鲜、伊拉克、伊朗、俄罗斯等国金融机构在SWIFT系统中的权限先后受到限制，外贸及国际金融交易受阻。其中，2017年朝鲜从SWIFT中被除名，朝鲜和涉朝金融机构与全球银行网络的联系被切断，受限程度最为彻底。为规避风险，以俄罗斯SPFS、欧盟INSTEX为代表的区域性替代系统起步发展，可在特定范围内小部分替代SWIFT功能，是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缩影。2024年，金砖国家也宣布将建立类似SWIFT的非美元结算系统。不过，SWIFT的主导地位短期内尚难撼动。
表3：全球主要资金清结算系统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48：美国的SWIFT+CHIPS+Fedwire模式
资料来源：《国际结算与支付》，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49：中国探索人民币CIPS+CNAPS模式
资料来源：欧科云链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 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以区域化带动全球化或是可行路径
中国经济稳步崛起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面支撑。中国拥有占据全球16.8%的GDP总量、12.3%的进出口贸易份额、9.5%的对外投资流量占比，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然而，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地位与其经贸和投资体量严重不匹配。近年来，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呈回落态势，截至2024年末为2.18%，全球排名第六位，存在明显的提升空间。国家信用是主权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根本，动荡的美元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机遇期。
图50：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与其经贸重要性并不匹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51：美元国际储备份额高于其经贸份额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6年人民币纳入SDR后，其国际化进程呈现多维度加快态势。从货币的基本功能出发，支付功能方面，截至2025年3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使用比例为4.13%，较2016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处于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地位。2024年CIPS处理交易总金额达175.5万亿元，同比增长42.6%。融资功能方面，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2024年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金额同比增长32%，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同比增长150%。截至2024年末，中国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超4.3万亿元。计价功能方面，2024年1-8月主要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合计 2.1 万亿元。我国已与俄罗斯、伊朗等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和天然气贸易，2024年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单月持仓量较2019年增长超十倍。
图52：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使用占比（%）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53：中国央行与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资金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探索人民币“区域化带动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奠定良好基础。依托RCEP框架、中企出海浪潮，人民币已具备实现区域化的适用场景。伴随区域贸易新秩序加速成型，我国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逐渐发挥引领作用，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持续加深，同时相关区域成为中国产业出海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均使得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应用场景得到丰富和扩大。202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量5.9万亿元，同比增长20%；CIPS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同比增长47.3%，东盟国家已有112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参与者，其中19家为直参行。在亚太区域人民币真实需求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输出，着力构建区域性“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良性循环，进而逐步向全球化延伸。
图54：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国别和地区分布（2023年）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55：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收付情况
资料来源：《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过，应当正确认识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中长期战略目标。货币国际化受到经贸规模、金融市场、国际制度、政治稳定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仍面临资本市场开放度不足、CIPS的参与度和使用效率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渐进过程。长远来看，随着金融强国战略加速布局，人民币的国际功能之间得到相互强化，人民币有望与其他国际货币共同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数字货币引领金融体系变革，有望改造传统跨境支付场景
（本部分有删减，招商银行各行部请登录“招银智库”查看报告原文）
业务建议与风险提示
（本部分有删减，招商银行各行部请登录“招银智库”查看报告原文）
注释
1、八个关键因素分别为：教育、创新和技术、成本竞争力、军事实力、全球贸易份额、经济产出、金融中心实力、储备货币地位。大国兴衰周期表现为：一国通过提高教育实力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成本竞争优势后，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迎来快速扩张，经济产出增加，逐步建设起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一段时期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当经济走向过度繁荣，国家将逐渐步入萧条期，上述关键因素依次序跌落，旧秩序结束、新秩序开启。
2、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提升至接近50%，部分商品如钢铁和纺织品税率高达70%。
3、孙浦阳，技术标准引领与中国贸易新优势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
4、《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5、当某一成员国使用其他RCEP成员方的原产材料进行生产时，该材料可被视为本国原产成分进行累积计算，从而降低最终产品获得原产地资格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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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招商银行研究院、跨境金融部
宋小雯 招商银行研究院 行业研究员
songxiaowen1@cmbchina.com
张佳昕跨境金融部 跨境金融产品经理
jiaxin_zhang @cmbchina.com
转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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