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崔文静 北京报道

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产业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式接棒“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成为新“新三样”。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替换，而是中国经济从“要素扩张”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当人口红利消退、传统路径回报递减、“中等技术陷阱”风险凸显，唯有重塑技术进步与增长的转化机制，才能拓宽高质量发展空间。 

新“新三样”的核心突破，在于将竞争焦点从“做不做、做多少”转向“技术路径定义权与标准制定权”。人工智能通过算法与算力叠加，让研发成本不再线性依赖投入；机器人推动制造体系从人力密集向系统智能升级，实现效率持续提升；创新药以长期研发将知识转化为高附加值成果。三者共同指向一个结果：增长源于效率跃迁，而非要素堆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中国银河国际副行政总裁章俊，深度解析新“新三样”如何成为未来产业的“技术底座”。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中国银河国际副行政总裁章俊  受访者供图

产业升级逻辑之变，从“做多少”转向“谁定义”

21世纪：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何能成为中国的新“新三样”？

章俊：这三者能成为新 “新三样”，并非产业偏好的简单切换，而是基于“两个变局、一个飞跃”的背景，对增长范式和竞争逻辑的系统性重估。随着人口、土地、全球三大红利边际递减，传统依靠要素投入扩张和规模复制的发展路径，回报已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以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为核心的新一轮增长红利正加速孕育。在此形势下，如果继续在旧产业路径上加码，不仅难以支撑中长期发展目标，反而可能陷入“中等技术陷阱”。

从产业维度看，“新三样”更多聚焦于成熟技术的工程化放大，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成本控制、产能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上，本质上仍属于追赶型、规模经济驱动的升级模式。而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所代表的新“新三样”，核心约束并非资本和劳动力，而是算法能力、算力体系、基础模型、关键靶点及临床数据积累，竞争焦点由“做不做、做多少”转向“谁定义技术路径、谁掌握核心知识产权、谁具备标准制定权”。这意味着产业升级不再是沿着既有赛道提速，而是进入前沿领域参与规则塑造，甚至引领发展方向。

从国家战略维度看，这一发展取向也意味着产业安全内涵的显著升级。过去的产业政策更多围绕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与宏观稳定展开，而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科技安全、生物安全和数据安全被纳入统一框架，产业选择不再只是追求效率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长期竞争力与国家安全的结构性命题。具体而言，机器人关系到制造体系的自动化与韧性，人工智能决定未来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药则直接关联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健康安全。

跳出“中等技术陷阱”

21世纪：新“新三样”如何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章俊：“中等技术陷阱”的核心，并非技术水平不高，而是增长方式被锁定在“工程放大”阶段，即技术可以持续引进和模仿，但生产率提升主要依赖资本深化和劳动投入，结果是投入越多、回报越低，产业逐渐陷入低附加值扩张与价格竞争并存的状态。要真正跨越这一陷阱，关键不在于扩大既有技术的应用规模，而在于重塑技术进步向增长转化的路径。

新“新三样”的核心价值，在于重塑生产率形成机制。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数据和算力的叠加，显著降低研发、设计和决策的边际成本，使技术进步不再线性依赖投入规模；机器人将技术能力嵌入生产过程本身，推动制造体系从“人力密集与流程固化”转向“系统智能与持续迭代”，使效率提升具有自我强化特征；创新药则以长期研发为前提，将知识积累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出，其回报机制天然鼓励持续创新而非短期复制。三者共同指向一个结果，即增长更多来自效率跃迁，而非要素堆叠。

更进一步看，新“新三样”改变的不是单个行业，而是技术扩散路径。在传统模式下，先进技术往往被封装在少数环节，难以外溢；而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中，创新更容易通过平台化、工具化的方式向其他行业扩散，带动制造、医疗、物流和服务业同步升级。这种“横向渗透式”的技术扩散，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广度和持续性。

抢占结构性窗口期

21世纪：当下，新“新三样”能否帮中国避免落入“跟跑陷阱”？

章俊：此时界定新“新三样”的意义，并非再造几个风口产业，而是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过程中，锁定一组能够向上延展、向外辐射的战略支点，从而把握住难得的结构性窗口期，避免再次陷入被动“跟跑”的路径依赖。

从功能分工来看，机器人是高端制造体系的核心装备形态，承担着将人工智能算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任务，同时也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缓解劳动力约束的重要技术路径；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正在深度嵌入研发、生产、物流和管理各个环节，是推动产业体系整体升级、抬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底座能力”；创新药则直接关系民生保障与生物安全，其高研发门槛、长周期投入和强知识产权属性，使其天然具备构筑技术壁垒和安全屏障的战略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新“新三样”能够最大程度释放中国既有结构优势。一方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迭代、规模验证和成本摊薄的现实土壤，使中国有条件在技术成熟之前就参与全球竞争，从而缩短与前沿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反内卷”政策导向和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资源配置正从低水平重复建设转向高质量创新投入，抑制简单扩产式竞争，强化对原创技术和长期研发的耐心支持，这为避免“先热后衰”的跟跑陷阱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对外层面，此时明确新“新三样”，也意味着中国从被动适应国际规则，转向更加积极、更加自主地参与全球标准和治理体系的塑造。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在技术、数据、临床试验和产业标准等关键领域加强国际协作乃至提出中国方案，中国有望在部分前沿赛道实现从“跟随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转变。因此，新“新三样”不仅是产业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竞争范式的战略回应。

机器人产业临界点：站在并跑向领跑的门槛

21世纪：中国机器人产业，是否正处在“卡脖子”与“弯道超车”并存的“临界点”？

章俊：从市场规模与应用维度看，中国已具备全球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机器人应用土壤。无论是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电子、新能源等制造场景的密集部署，还是人形机器人在物流、特种作业、服务业和具身智能方向的快速推进，中国在机器人销量、装机规模和场景多样性上均居全球前列。

从生产体系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响应速度最快的机器人产业链。从本体制造到结构件、伺服、电控、系统集成，产业配套高度集中，叠加成熟的成本控制和快速交付机制，使中国企业在规模化生产和产品迭代速度上具备明显优势。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这一能力尤为稀缺，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基础。

从创新能力看，中国在机器人相关专利数量和技术布局广度上已占据重要份额，体现出研发投入强度和工程创新活跃度持续提升。但需要客观认识到，专利优势更多体现在系统集成、应用方案和工程实现层面。在高端减速器、精密传感器、核心控制器、底层算力平台及通用算法等关键环节，对外依赖仍然存在，高端市场渗透率不足，底层技术“卡点”尚未完全打通。

综合判断，中国机器人产业已明显走出单纯模仿和低端扩张阶段，在应用形态和系统集成层面逼近全球前沿，甚至在部分场景实现领先。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领跑，仍需在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底层算力与算法突破以及高端市场定价能力上完成关键跨越。当前更准确的定位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势头最强、潜力最大，已站在由“并跑”迈向“领跑”的门槛之上。而能否完成这决定性一跃，取决于对基础技术和高端环节的持续攻坚。

AI的“长腿”与“短腿”

21世纪：中国AI在应用层面全球领先，但底层技术受制约，海量数据是补齐短板的解药吗？

章俊：海量数据资源与丰富应用场景，确实构成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独特比较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多样化真实场景，使算法能够在高频迭代中快速优化，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制造、医疗、政务等领域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然而，数据优势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弥补一切技术短板的“万能钥匙”。

数据更像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燃料”，而非“发动机”。决定技术代际差距的核心，仍是算力基础、芯片架构、系统软件和核心算法的协同突破。要让中国AI从“半条腿领跑”迈向全面并跑乃至领跑，必须在多个维度同步发力：一是持续加大对高端芯片、算力体系和底层算法的长期投入，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二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制度设计提升数据的可流通性和可复用性，使其真正转化为生产要素而非静态资源；三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技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在开放框架下争取制度性话语权；四是完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科研体系，为长期技术竞争提供稳定的人才供给。

综合而言，中国人工智能处于优势与短板并存的过渡阶段。海量数据可以放大优势、加快应用扩散，但无法替代底层技术的核心突破。

创新药出海进阶，原创是核心分水岭

21世纪：出海量大但原创占比低，中国创新药在全球竞争中走到了哪一步？

章俊：出海交易数量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药企已不再被动滞留在产业链边缘，全球资本与跨国药企开始系统性评估中国研发体系的可行性与性价比；但原创药占比仍然偏低，也清楚表明中国创新药尚未完成从“可参与”到“可定义”的跃迁，真正的话语权仍需在源头创新和全球化开发能力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从积极变化看，中国创新药的并跑特征正逐步显现。一方面，出海交易的结构持续升级，从早期以仿制药、改良型新药为主，转向首创新药（FIC）和同类最佳新药（BIC）潜力资产的系统合作，交易范围由单点授权向覆盖临床开发、区域市场乃至全球权益延伸；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在靶点筛选、分子设计和早期临床验证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开始进入国际创新药竞争的“可比区间”。2025年以来，多款具备国际竞争力的FIC或BIC潜力药物持续推进临床进展，均在靶点选择与作用机制设计上体现出差异化创新，而非简单的技术路径复制。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并跑并不等同于领跑。当前中国创新药的短板，仍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深度、临床科学体系成熟度，以及全球多中心临床和注册能力上。真正跻身全球医药价值链高端，意味着行业不仅能提出原创靶点和作用机制，还要具备主导关键适应症的全球临床试验设计的能力，并在全球主要监管体系下实现高质量注册上市。

要实现这一跨越，首先需要持续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提升从疾病机理到靶点发现的原创能力；其次，需要系统性强化临床科学家队伍建设，使临床试验从“执行型”向“设计型”升级；同时，还必须培育能够容忍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耐心资本，为源头创新和全球化开发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综合而言，中国创新药已明显走出“产业链边缘化”的阶段，正在进入全球创新体系的并跑区间。但行业发展的真正分水岭，在于能否在原创药比例、全球临床主导权和重磅产品定价能力上取得突破。这将最终决定，中国创新药是停留在全球医药市场的“高质量参与者”，还是成长为具备规则塑造能力的全球创新源头。

对冲“卡脖子”风险，核心技术须攻坚

21世纪：超大规模市场和工程化能力，能否对冲新“新三样”的“卡脖子”风险？

章俊：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的工程化能力，是中国发展新“新三样”的独特优势，它们可以显著延缓约束显性化、放大已有技术路径的成功概率，却难以单独、直接解决最顶层、最基础的核心技术受制问题。

从积极作用看，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提供了全球罕见的应用密度和反馈速度。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使技术能够在商业化过程中不断暴露问题、修正路径，加快从“可用”走向“好用”的迭代节奏。同时，这种持续的应用牵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争取了时间窗口，缓释了底层突破尚未完成之前所面临的外部冲击风险。但需要警惕的是，市场优势本身也可能削弱企业对风险更高、周期更长的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攻坚的紧迫感，形成“应用先行、底层滞后”的路径依赖。

工程化能力同样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依托完整产业链和成熟制造体系，中国能够将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可规模化、低成本且高可靠性的产品，这种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稀缺，也是新“新三样”得以迅速形成产业声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工程化更多解决的是“如何把已有技术做大、做稳”的问题，对于高端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和底层算法的突破依然高度依赖外部供给，一旦关键环节受限，其边际效应会迅速下降。

因此，超大规模市场和工程化能力可以显著降低创新失败概率、拉长战略回旋空间，但无法替代对基础软件、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和关键材料等“源头性”技术的持续投入。真正对冲“卡脖子”风险，必须在应用牵引与底层突破之间形成更清晰的分工与协同：一方面，用市场规模和工程化能力托举产业发展、稳住发展预期；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长期投入，避免在看似顺畅的扩张过程中，积累新的结构性风险。

破解核心部件依赖，自主研发与生态构建并行

21世纪：面对核心部件依赖，中国应如何应对？南南合作能否成为破局关键？

章俊：面对关键核心部件对外依赖的现实约束，自主研发解决的是“能不能自己掌控”的底线问题，关乎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必须在关键节点上坚定推进、长期投入；而构建相关技术生态，则着眼于“如何降低系统性风险”，通过拓展多元技术来源和合作网络，打破单一技术体系约束，提升产业整体的战略韧性与回旋空间。

从战略优先级看，自主研发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任务。真正的技术安全，最终只能建立在对关键硬件、基础软件和核心算法的自主可控之上，这决定了中国在极端情境下的发展下限。但与此同时，核心技术的突破具有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性高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如果缺乏外部协同和过渡性方案，产业体系容易面临阶段性失速风险。因此，通过构建多路径并行的技术生态，可以在不削弱自主目标的前提下，为产业争取时间、降低冲击强度。

在这一框架下，南南合作具备现实可行性与战略价值。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化转型、工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领域，存在大量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各方可携手共同培育替代性市场与技术生态，为中国的技术成果和标准落地提供规模化应用空间；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工程能力、算法应用和场景需求上具有互补性，通过联合研发、联合测试和产业协作，有助于分散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更重要的是，南南合作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积累制度性影响力，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甚至共同提出技术标准和规则，逐步改变由少数国家主导的技术秩序。

综合而言，自主研发决定中国产业发展“能走多远”，多元技术生态决定产业“能否走得稳”，而南南合作则是扩展战略纵深、提升体系韧性的关键支点。

新 “新三样” 锚定未来技术底座

21世纪：新“新三样”能否担起未来产业的“技术底座”？

章俊：在“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新“新三样”的战略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培育若干新兴产业，而在于为未来更广泛的产业体系提供可持续演进的技术底座，进而塑造长期增长的能力边界。从这一视角看，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创新药并非三条孤立赛道，而是共同构成支撑下一代产业形态的三大基础性技术模块。

其中，机器人有望成为具身智能的通用物理平台。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替代或辅助人类劳动，更在于为算法、感知与决策能力提供可被持续训练和验证的“实体载体”。随着人形机器人在感知、运动控制和人机交互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其将逐步演化为连接数字智能与真实世界的通用接口，为具身智能、脑机接口以及类脑算法提供规模化落地的实验场和应用场景，从而显著加快相关前沿技术从理论走向工程化的进程。

人工智能则构成这一体系中的“智能大脑”。作为通用目的技术，AI通过算法、算力和模型能力的持续进化，为机器人赋予学习、推理和自适应能力，并向制造、医疗、能源和服务等领域外溢，形成跨产业的技术底座效应。在这一过程中，AI 不仅提升单一产业效率，更通过重塑研发范式和组织方式，改变技术创新本身的生成逻辑。

创新药在新“新三样”中的作用，则更多体现在生命科学维度。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慢性疾病负担上升，创新药直接回应社会最核心、最刚性的需求，同时也是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研究成果走向临床和产业化的重要出口。其高技术门槛和长期投入属性，使生命科学创新成为检验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和制度耐力的关键领域。

综合来看，新“新三样”为“十五五”期间乃至更长周期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套可扩展、可叠加的技术底座，即机器人提供物理载体，人工智能提供认知与决策能力，创新药连接生命科学与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