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 唐婧 边万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多重关键信号。其中，“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

如何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尤其是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教授林毅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一方面要保障充足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提升城乡居民的就业能力，加强相关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此外，强化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也是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提升过程中必须做好的重点工作。 

就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而言，林毅夫认为，核心是要通过收入增加带动消费提升、储蓄增长，储蓄又通过投资产生更多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让收入、消费、投资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林毅夫还就GDP增长目标、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经济发展潜力等热点话题，分享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谈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保障就业机会，要提升就业技能

“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保持同步，这是较为积极的态势。若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倾斜，将更有利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林毅夫表示，政府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其核心导向也是要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实现更快的收入增长。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还能有效促进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究其原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后，其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将同步提高，这对于激活市场活力、拉动消费增长至关重要。在相同收入总量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更高。究其原因，个体的基本消费需求存在客观上限，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规模有限，因此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更高，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能力则更强。

若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需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显著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提升，其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

如何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提升？林毅夫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方面，要保障充足的就业机会，就业是实现劳动力价值、保障居民收入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提升城乡居民的就业能力，无论是进入新兴产业，还是在传统产业中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化、绿色化等新技术，都需要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因此，加强相关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城乡居民就业能力、推动其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 

“充足的就业机会与较强的就业能力，需以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林毅夫补充说，健康的身体是居民参与就业、实现收入增长的基础保障。因此，强化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也是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提升过程中必须做好的重点工作。因此，只要落实好就业保障、技能培训、健康提升等相关举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必将实现稳步提高。 

林毅夫认为，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来看，家庭收入增长后，将同步带动消费支出增加与储蓄积累增多。居民储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可通过投资渠道实现财富增值。例如，如果股票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居民可通过股市投资获得合理收益，这也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毅夫表示，总体而言，推动居民投资获得合理回报，核心是要通过收入增加带动消费提升、储蓄增长，储蓄又通过投资产生更多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让收入、消费、投资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谈人口老龄化：无需过度悲观，教育提升将迎来人口质量红利

银发经济既是消费市场，也是人力资源再激活的新赛道。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林毅夫表示，人口老龄化确实是我国当前出现的一种结构性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劳动力增长速度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总量可能已达到峰值，在此过程中，劳动力增长也会出现转折，新增劳动力数量可能会减少。 

“不过，我曾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很多分析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未必会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林毅夫解释说，从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对经济发展和生产而言，最重要的并非劳动力数量，而是有效劳动数量。有效劳动数量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与质量，而劳动者质量的核心是其教育水平。因此，即便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减少，只要劳动者教育水平能够快速提升，有效劳动数量依然可以实现增长。

林毅夫介绍，他曾研究过全球53个人口老龄化国家的情况，其中27个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些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已达到美国的一半及以上；另有26个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尚未达到美国的一半，我国便属于这类仍在追赶阶段的“未富先老”国家。通常会认为“未富先老”的问题更为突出，但这53个国家的经验却与普遍认知相反。对比这些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前十年与后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发现，“未富先老”国家的人均GDP和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均有所加快，而“富后才老”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基本保持稳定，整体GDP增长速度则略有下滑。

深入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人口老龄化并非突发的“黑天鹅”事件，其出现具有规律性，20年前、15年前便可通过人口统计预判。政府、社会及公众均能提前知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增长放缓问题，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提高劳动者质量、提升教育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因此，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教育水平，往往高于退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 

以我国为例，目前我国退休年龄为60岁，60岁退休人员的平均教育年限约为7至8年，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员的平均教育年限已达14年。新进入劳动者带来的有效劳动增量，远高于退休劳动者减少的有效劳动量，因此有效劳动总量仍在增加，经济增长也得以加快。 

此外，对于追赶阶段的国家而言，有效劳动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也是“未富先老”国家经济增长加快的重要原因。而“富后才老”的国家，由于其原本的教育水平就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提升教育水平的空间有限，即便加大教育投入，也难以完全弥补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有效劳动量下降，因此只能维持人均GDP稳定，整体经济增长略有下滑。

“从这些经验教训来看，过去我们常说经济增长依赖人口红利，如今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这种认知容易引发悲观情绪。但如果我们理清背后的机制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便无需过度悲观。”林毅夫表示，当前，我国虽然不再拥有明显的人口数量红利，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获得了人口质量红利，且人口质量的提升幅度会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幅度。 

因此，仅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我们应对未来更有信心，而非丧失信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老年人口的需求与年轻人口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自然也包括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无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生活需求，都需要针对性地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满足老年人口的这些需求，本身就会形成新的市场需求，带动新的供给产生，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来源。

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可分为不同的老年阶段。对于65岁左右的老年人，大部分人身体健康、经验丰富，如何引导他们将自身经验和智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价值，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通过政策加以引导。对于70岁、75岁、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活动能力逐渐下降，生活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供给和照顾方式。

林毅夫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80岁，届时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高但数量较多，如何对85岁、9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合理安置和照顾，也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当调整，以切实满足老年人口的相关需求。这些内容，在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中均有相关涉及。

谈GDP增长目标：经济发展犹如树木生长，取决于自身基因

202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谈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林毅夫表示，“经济增长潜力，就好比一棵树能长多高，取决于它自身的基因。在我国，柏树可以长得非常高，这就是基因决定的。而经济增长潜力也同样重要，因为了解这一潜力，我们才能知道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多大的增长。”

增长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实现较快的发展，就能取得更多进步。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到去年为止，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9%，我国经济规模已达到1978年的50倍。正是这样的增长，让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还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各方面的显著进步。

林毅夫说，“衡量经济增长潜力，正如我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几大优势。在传统产业领域，我们在很多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而追赶就意味着拥有后来者优势。同时，在部分领域，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如果要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我们相比其他国家拥有多方面优势。”

具体来看，第一个优势是人才优势。我国每年在科学、工程、数学、技术等领域的毕业生有500多万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其次，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很多的应用场景，并且产业体系齐全。产业链齐全的重要性在于，新技术、新产业所需的硬件，离不开完整的供应链。我国的产业链相比其他国家更为完整，虽然部分环节仍需依赖国外，但相较于中小经济体，我国的产业链完整性是最大的韧性所在。

此外，我们还拥有制度优势，善于运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解决企业在加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林毅夫认为到2035年之前，我国仍有较高的增长潜力，“这一判断是基于各种有利条件、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得出的。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潜力，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棵树的最高生长高度由基因决定，经济发展的潜力也由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但有潜力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相应的增长速度，就像柏树理论上能长到100米以上，但能否长到这个高度，还取决于外部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经济发展也是如此。”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世界贸易体系出现分化，地缘政治挑战加剧。更重要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市场扩张乏力，抑制了全球贸易需求，这种状况可以说是一种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且从目前来看，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

“在这样的不利外部环境下，我们较高的增长潜力会受到影响，实际增长机会有所减少。同时，国内也面临诸多结构性调整任务。”林毅夫举例说，受外部需求放缓影响，我国出口产业出现部分产能过剩。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需要我们调整传统产业，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此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化改革，而要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也必须推进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的变革。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今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至5%，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增长可能性、应对挑战的需求以及持续推进改革的需要。同时，大家可能更多关注4.5%至5%这一区间，但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在实际工作中争取做得更好”，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有可能超过5%。

林毅夫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4.5%至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凭借我国的增长潜力、现有条件和各项优势，完全有能力实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超过5%。我相信，即便保持这一增长区间，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能达到30%，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