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制造业普遍陷入“价格越压越低、空间越做越窄”的当下，一场关于“如何破卷”的讨论，显得尤为现实。

3月25日下午，惠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惠州市新时代公开课（2026年第1课）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作专题辅导报告。他将长期跟踪调研制造业企业的实践经验带到现场，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当“赶超轨道”走到尾部，企业还能靠什么活下去、活得更好？

从“细处求精益”到“高处争独到”：

企业增长的三层路径

周其仁将企业应对竞争的路径，拆解为三个层次：细处求精益、远处谋布局、高处争独到。

“细处”，指通过工艺优化、流程改进与损耗控制，在不改变产品结构的前提下提升效率与利润空间。这构成了过去中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基础。但当行业整体进入精细化阶段，这种优势会被拉平。因此，企业需要把视野推向“远处”：在全球化与产业重组背景下，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空间。

而真正决定企业能否跳出内卷的，是“高处争独到”。

在他看来，传统产业的关键矛盾在于：会造的产品，往往所有人都会造；但真正“不会造、也少有人敢碰”的领域，却存在被忽视的市场空间。只要企业在独到性上下功夫，市场通常会给出更高回报，因为这类需求尚未被充分满足，竞争者也相对有限。

因此，“高处争独到”并不是简单做高端产品，而是在品质、品类与功能上持续迭代升级，通过不断满足客户未被满足的需求，形成不可替代性。

从这一意义上看，企业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规模扩张或成本压缩，而在于是否具备持续创造差异化价值的能力。

从“赶超”到“被追赶”：

科创成为必选项

这一变化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迭。

周其仁指出，从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长期处在“赶超型增长”轨道：通过技术模仿、要素投入和制度改革，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快速追赶。但这一模式依赖的低成本与高回报窗口，正在收窄。

以佛山为例，其典型制造业的黄金发展期大约只有十余年。在这一阶段，“‘赶超’仍在继续，但‘被追赶’已经到来。”

他用一条递进路径来描述中国制造的演进过程：从“看到了也不会造”，到“看了会造但造不好”，再到凭借“中国价格”形成竞争力，随后进入“制造+服务”的品质提升阶段，最终走向“从0到1”的原创能力。

当前的压力，正集中在从“从1到N”向“从0到1”的跃迁。

他援引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强调，打破经济循环的核心变量是创新，而非单纯要素投入。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与新组织形态，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但创新并不必然发生，它依赖于试错环境、融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与制度配套等。这些条件不仅要存在，还要有足够“密度”和“浓度”。

他提到了一个关键概念：connector（超级连通者），指能够连接技术、资本、市场与制度的节点型主体。

在创新活跃地区，决定产业跃迁的不是单点优势，而是要素之间的高频连接与低成本流动。“硅谷之所以特殊，不只因为有斯坦福大学或资本，而在于持续互动的网络结构。”

因此，同样具备单项优势的地区，最终发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差异不在于“有什么”，而在于“能否连通”。

从“盯对手”到“盯客户”：

破“卷”的企业路径

回到“内卷”，周其仁认为，工业化中的内卷本质上是企业“忽略原创，重对手、轻客户”。

企业盯着同行定价、比拼规模，却忽视了产品真正服务的对象与需求变化。

例如光伏行业，在制造能力全球领先的背景下，当产能快速扩张后，决定企业生存的关键不再是“能不能造”，而是“能不能卖出去”。

他提出了一个操作方向：为功能做减法，为体验做加法。

以美的集团为例，其在2011年至2016年间，将产品品类从64个压缩到32个，同时砍掉低端、低毛利产品，把资源集中到更有竞争力的品类上，转向“外观精致、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的精品路线。

在他看来，内卷往往发生在标准化程度高的领域：产品差异有限，只能通过价格竞争获取订单。

佛山企业伟利信的案例正体现这一逻辑。创始人于中友初入行业时，在竞价会上遭遇价格“踩踏”，一款约12元/平方米的产品，首轮报价即被压至6元。因此，这家企业转向“批次多、难度高、批量小”的订单，这类产品进入门槛高、标准复杂，竞争者少。

随后，这家企业逐步进入华为、苹果供应链，在避开价格战的同时建立技术与服务壁垒，业务规模在三年内实现翻倍。

看来如何破“卷”，答案不在于退出竞争，而是有足够勇气进入新的竞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