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卢陶然 李德尚玉 昆山、北京报道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正式发布，其中，将森林覆盖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到203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从全球来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路径。世界银行早在2008年便提出这一理念，近日，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环境专家安其睿（André Rodrigues de Aquino）在2026杜克国际会议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透露，当前全球已有80%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纳入了不同形式的 NbS 相关举措。

但安其睿同时强调，NbS落地仍面临巨大资金缺口。要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巴黎协定》设定的自然保护目标，全球每年需投入超7000亿美元资金，仅热带森林保护与修复，每年就至少需要660亿美元，撬动私营部门投资已成为填补缺口的关键。

今年，蒙古国将主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聚焦退化土地修复与可持续牧场管理，这也正是全球范围内最具规模化推广潜力的NbS应用方向之一。

森林NbS或提供5000万个就业岗位

21世纪：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提出，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上成为核心议题以后，有多少个国家在其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纳入NbS？近年来发展情况如何？

安其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环境和气候议程中的发展十分迅速。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有80%都在行动举措中纳入了某种形式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各国都在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来实现其气候目标。NbS能帮助各国同时解决三大危机：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

资金承诺规模已经显著扩大。世界银行在2012年至2023年间为基于自然的活动提供了超过100亿美元融资，NbS正日益被认可为推动气候韧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满足基础设施需求的有效工具。

对世界银行而言，NbS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就是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以及缺乏就业机会的偏远地区，仅森林项目就能提供约5000万个就业岗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对自然的投资会产生涟漪效应：森林项目每创造100个就业，就会在整体经济中额外催生73个岗位。

最后，我想提到对NbS的技术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我们收到的一致反馈是，与灰色基础设施项目（传统意义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相比，NbS项目在经济影响、成本效益和有效性方面表现更优。

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实施，你如何评价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实践的国际意义？

安其睿：中国将“生态环境”立法，这本身就说明自然不应是事后之思，而必须是规划的根本基础，由此延伸出国土空间规划。我认为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将高达30%的国土面积划定为保护空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

中国还管理着全球最大的生态补偿机制之一。这些机制激励当地农民和村民保护和恢复边际土地，尤其是坡地，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成效，包括植被覆盖增加、水土流失减少等。我们在黄土高原合作多年，得出的经验是：水土流失议题需要长期投入；需要仔细考虑人与土地的关系，为人们提供替代生计；需要引入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土地恢复。

另一个领域是中国在保护地管理方面的政策。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中国出台了新的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法律，正努力提高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率。实际上，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经验——全球都在关注如何更有效地管理保护地，包括如何确保这些保护地也能为周边乃至内部的社区带来惠益。

今年5月，我们将带领一个由40个国家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参观大熊猫国家公园。这再次说明我们如何将中国的知识与全球需求相连接。

21世纪：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提出，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你如何评价这样的气候目标？

安其睿：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显著的、具体的成果，尤其是在扭转自然退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20-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增长的25%发生在中国。恢复森林面积、减少荒漠化、控制沙尘暴和土地沙化、管理侵蚀以提高土壤肥力和减少对河流的影响等等，中国有着巨大贡献。

我们需要大胆、快速、紧迫的行动来保护和恢复地球的自然，以造福人类和地球，这是关键所在。“中国-世界银行全球生态系统与转型知识中心”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伙伴关系，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生态系统修复方面的知识交流，我们希望该中心能够传播中国的经验，让各国的行动者可以相互学习，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大规模的生态系统修复。因为我们需要大规模应用这些技术，不能再停留在试点阶段，而是需要快速的大规模行动。

COP17关注牧场恢复与可持续管理

21世纪：哪类NbS最具规模化推广的潜力？COP17有哪些关注重点？

安其睿：退化土地修复是一个重要方向。全球有22亿公顷退化土地，许多国家都做出了修复承诺。我想指出，今年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牧场和牧民年”。蒙古国将主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牧场恢复、可持续管理、轮牧、增加生物量、减少畜群规模，这是潜力巨大的领域。中国和蒙古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全球（亚洲、非洲）在改善牧场和牧区管理方面需求迫切。

另外，重新造林也潜力巨大。恢复森林、提升森林功能、建立森林生态廊道、增加碳储量、为濒危物种（哺乳动物、鸟类）创造栖息地，这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正目睹许多地方的栖息地碎片化。

21世纪：NbS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应用案例？

安其睿：世界银行一直在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NbS，首先是退化土地的修复——这是指修复因农业、畜牧、采矿等各种原因而退化的土地，使其恢复生产功能或自然栖息地功能。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开展了出色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这也是世界银行与中国共同建立“全球生态系统与转型知识中心”的原因之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也在行动。例如，埃塞俄比亚通过采用等高耕作、石砌围篱、集水技术（让水渗入土壤，恢复土壤湿度并提高生产力）等方式，修复了数百万公顷土地。肯尼亚一直在实施流域管理实践，包括在牧场和放牧区。

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巴西）在森林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恢复森林作为提供水源、固碳、调节水量和水质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海岸带管理方面，许多国家正在利用NbS保护海岸线，红树林在稳定海岸线方面作用巨大，同时也能固碳，降低海岸带风险。世界银行与印度尼西亚合作，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其资源，并动员社区参与红树林的养护和扩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NbS在城市环境中也有重要应用，例如处理雨水径流、减少基础设施负荷、缓解洪水、改善城市排水系统等。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推行的NbS具体应用。

跨部门协调、资金缺口是NbS推广瓶颈

21世纪：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推广NbS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是资金缺口、方法论不成熟，还是政治意愿？需要怎样的协调？

安其睿：首先，NbS的复杂性源于它需要跨部门协作，这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府部门能独立完成的——它涉及农业、城市规划、土地权利、就业机会等等。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和谐运作。因此，缺乏充分的跨部门协调、缺乏长期规划、缺乏超越具体机构的明确制度授权和缺乏能够推动各部门朝同一方向前进的协调机制，是首要障碍。但这并非意味着阻碍不可逾越，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经验：如何从中央到地方乃至村级协调NbS行动，如何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协调联合行动的抓手。

另一个关键障碍是资金缺口。NbS往往带来巨大的全球性收益，但成本却由当地承担。例如，在热带森林地区（巴西、哥伦比亚或非洲的一些地区），当地社区管理森林、保护森林、投入时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但收益是全球性的气候稳定。因此，需要金融工具来弥合这种规模错配。这需要多方行动，包括私营部门通过消费者行为、政府资金等途径来捕获这些环境收益。

UNEP发布的《2026年自然金融现状报告》显示，相比在NbS投资里占大头的公共资金，来自私人资本的投资则仅为234亿美元，占总额的10%左右。其中，生物多样性补偿类超过70亿美元，生物多样性相关债券和基金约50亿美元，认证商品供应链类超过40亿美元，基于自然的碳市场13亿美元。不过，这个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报告指出，由于NbS投资仍缺乏统一的定义、标准化指标和健全的报告体系，一些私营企业通过供应链优化、循环经济投资和产业转型带来的自然效益可能未被统计。

我想强调的第三个挑战是技术层面。将NbS应用于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全新的——尽管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资产并不新鲜——但将自然作为基础设施的概念是全新的。它需要技术状态评估、空间分析、高分辨率影像以及处理这些数据的能力。好消息是，这些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成本下降，更易获得，这是充满希望的领域。

21世纪：自然的资金缺口有多大？资金从何处来？

安其睿：要实现各国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或《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UNEP数据显示，全球NbS投资总额需在2030年前增加2.5倍至每年5710亿美元（这一数额仅占2024年全球 GDP的0.5%左右），在2050年前增加超过3倍至每年7710亿美元，同时必须逐步淘汰并重新配置既有的对自然不利的资金流向。在2030年所需新增投资中，恢复领域需求最高，达到1810亿美元，其次是可持续土地管理领域（1010亿美元）和保护领域（680亿美元）。事实上，仅热带森林一项，每年就至少需要660亿美元来保护和恢复。资金缺口巨大。单靠公共资金无法填补。

UNEP报告显示，2023年，亚洲在NbS方面的政府支出最高，达到930亿美元，其次是北美（590亿美元）和欧洲（340亿美元）。北美同比增幅最大（19%），欧洲（12%）和拉丁美洲（10%）也呈现显著增长。与此同时，非洲、中东和大洋洲的资金支出相比2022年都出现下滑，分别降低了76%、11%和4%。

私营部门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可能是未来几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创造有利环境，让私营部门投资于自然、气候韧性建设等正确方向。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进展，很多倡议在启动——比如在COP30上，我们看到商界的积极参与，甚至有一个完整的“COP30商业进程”。但我认为这些承诺仍需要变得更加具体，转化为更大的资金承诺和实际投资。私营部门在这方面还有改进空间，需要展现更大雄心。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包括碳市场）备受期待。因此，制定正确的碳市场规则，确保交易的完整性和环境诚信，对于发展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如生物多样性市场）也至关重要。

与此相关的最后一点是，不仅要增加对自然的投资，还要“堵住漏洞”，停止那些破坏自然的活动。这些负面资金流必须被停止。我们不仅需要重建自然，还需要确保不再消耗现有的自然资本。

21世纪：撬动私营部门资金，世界银行有哪些策略？

安其睿：像世界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我们的角色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一个重要领域是如何降低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如何创设担保、保险产品来撬动更多私人投资。这是未来几年的关键方向。

一些机构正在采用高度创新的机制。我想提到世界银行帮助巴西政府开发的“Eco Invest”项目——这是一种混合融资机制。政府出资，撬动私营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向绿色领域。政府确定优先行业（如牧场恢复、生物经济等），向市场提供低息、优惠的资本，条件是商业银行匹配资金。这种模式在实际上非常有效地为绿色领域筹集了资金。

对于私营部门，我认为他们有三重角色：提供资金、引入创新、贡献专业技术。我们需要私营部门的前沿技术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复杂的自然管理问题。

比如巴西。巴西有很多国有企业，比如巴西国家开发银行，深度参与这一议程，因为这需要资金支持。私营部门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往往无法获得它们在其他领域寻求的投资回报率。因此需要混合融资选项，降低私人资本的成本和风险。我认为公共部门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21世纪：除了私营部门，世界银行还有哪些创新方法来撬动更多资金、推动自然资本估值？

安其睿：世界银行集团，包括我们的私营部门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一直致力于支持创新金融机制。我们支持国家和公司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绿色债券、蓝色债券，这些债券允许在市场上为自然和绿色目的筹集资金。

在碳市场方面，我们一直支持国家和全球进程来建立规则、创建市场信心。我们管理的一些资本基金参与了碳交易，从项目和计划（包括森林部门）购买碳信用，以此创造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为其他市场参与者铺路。

如何将自然的价值纳入国家决策，比如中国的绿色GDP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我们关注的又一重点。将自然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或公司资产负债表，使其决策能至少部分考虑自然的价值，这至关重要。

最后，也是我们最活跃的领域就是直接投资。我们为国家和公司提供投资，支持再造林、可持续农业、基于自然的旅游以及可持续城市。我们通过调动世界银行资源和不同机制，实实在在地投资于自然。

这四个领域也是今年世界银行工作的重点。此外，另一个关键领域是知识。我们相信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知识传递给正确的人，能够带来变革。因此，我们今年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加强知识生成与需求端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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