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

当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将全球能源体系的脆弱性彻底撕开，清洁能源已不仅是远方的灯塔，更成为眼前最坚固的防波堤。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首席执行官Albert Cheung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其中亚洲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维持日常运转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他看来，向清洁能源转型将有助于降低主要经济体对国际化石能源冲击的暴露程度。以中国为例，2025年能源进口占GDP的比重约为2.7%，随着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水平的持续提升，未来十年这一比例有望降至1.8%，到2050年进一步降至1.2%。

在评估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时，Albert Cheung强调，如果仅仅从“成本优势”来理解，是明显低估了其实际竞争力。更难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所展现出的敏捷性，这一优势体现在：高度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庞大的技术人才储备，以及能够在数月内将实验室阶段的技术突破迅速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高度认可。当前全球商业环境日益复杂，贸易规则不断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Albert Cheung表示，能够前瞻性识别并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同时持续调整战略、把握新机遇的企业，将更有能力在推动全球向更清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当全球供应链在安全与效率间剧烈摇摆，对清洁能源而言，最大的成本早已不是制造，而是继续犹豫；最深的壁垒不是技术，而是依旧用昨日的秩序，规划明天的能源版图。中国能源转型的真正护城河是难以被快速复制的产业敏捷性，更是一个庞大国度将能源命脉重新攥回自己手中的历史耐力。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首席执行官Albert Cheung

清洁能源成本有进一步下降空间

21世纪：全球太阳能和风电装机持续加速，但价格竞争异常激烈。在这一轮行业出清与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

Albert Cheung：近年来，光伏、储能和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整体处于供给过剩状态。在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全球额定产能大致已达到需求规模的两倍，甚至更高。

当前，政府及行业自身已做出一定努力，行业还需要应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向更市场化机制转型的挑战，以及部分关键出口退税政策退出的影响。这些变化有望推动行业进入新一轮整合期，使具备规模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供应商脱颖而出，而同质化的“商品型”企业将面临更大挑战。

21世纪：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大规模制造和政策支持显著降低了清洁能源成本。你认为，未来进一步的成本下降将主要来自技术突破，还是商业模式创新？

Albert Cheung：未来成本仍有进一步下降空间。BNEF预计，主要清洁能源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将持续下行：到2035年，光伏成本有望下降28%，电池储能下降25%，陆上风电下降27%。

技术突破仍将是推动成本下降的重要动力，但从短期来看，制造效率的提升将带来更为直接的效果，例如提升电池生产过程中的良率水平。

商业模式创新将成为下一阶段成本下降的关键驱动力。这在清洁能源部署环节尤为重要，因为并网成本、融资成本等支出正逐渐成为开发商更大的负担。无论是对长期购电协议（PPA）结构的创新，还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能源管理效率，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众多清洁能源项目的经济性。

中国制造业体系敏捷性难被复制

21世纪：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成本优势”和“工程优势”之间，哪一项更难被其他国家复制？为什么？

Albert Cheung：在评估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时，如果仅仅从“成本优势”来理解，是明显低估了其实际竞争力。关税、贸易壁垒以及本土激励政策，通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抵消单纯的成本差异。

更难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所展现出的敏捷性。这一优势体现在：高度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庞大的技术人才储备，以及能够在数月内将实验室阶段的技术突破迅速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能力，而非以“年”为单位推进。需要强调的是，复制这样一个产业生态不仅仅取决于资本投入，更依赖于长期、稳定且一致的产业战略支撑。

21世纪：在欧洲和美国加大本土制造激励、贸易壁垒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风电和光伏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上需要作出哪些根本性调整？“中国制造、全球销售”的模式还能持续吗？

Albert Cheung：这一格局仍在不断演变，各类规则和监管政策几乎处于按年、按月调整的状态。总体来看，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市场正持续加强对供应链的审查，并希望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这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

根据不同市场和具体监管要求的差异，我们已经看到多种路径逐步形成。最早的一批实践案例，是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布局海外制造基地，以满足供应链多元化的要求。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本地企业与中国投资方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新市场——随着各国监管和投资准入规则趋严，这一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案例中，由于市场开放度不足（例如出于实体安全或网络安全方面的考量），部分中国企业已选择放弃在特定市场的投资。类似情况未来可能会更加频繁出现，也将变得更为复杂。

能源转型缓解地缘冲击

21世纪：过去几年，“能源安全”的内涵不断被重塑。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新能源的安全属性？其新的脆弱性又体现在哪里？

Albert Cheung：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影响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和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其中亚洲国家受冲击最为明显。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维持日常运转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尽管此次危机尤为突出，但历史表明，这类供应冲击其实并不少见。我们的分析显示，向清洁能源转型将有助于降低主要经济体对国际化石能源冲击的暴露程度。以中国为例，2025年能源进口占GDP的比重约为2.7%，在我们发布的《2026年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报告》的基准情景（经济转型情景）下，随着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水平的持续提升，未来十年这一比例有望降至1.8%，到2050年进一步降至1.2%。欧盟、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也将因清洁能源技术加速发展而受益于类似趋势。这进一步凸显了加快部署清洁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气候治理方面的紧迫性。

21世纪：关键矿产供应链高度集中。我们是否正在把“对化石能源的地缘依赖”转变为“对新能源材料的地缘依赖”？应如何评估这一风险？

Albert Cheung：与化石能源不同，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本身并不受制于特定国家或组织，其供给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安全价值在本质上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新能源技术所需的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高度集中，这已引发依赖进口国家的担忧。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制定战略，以实现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并提升安全性，例如通过采购规则、财政激励，或直接对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政府投资。

在能源行业，韧性历来来源于“可选择性”，即拥有多元化的供应选项，而非依赖少数几个关键来源。未来，在关键矿产和材料领域，同样需要建立这种多元化的供应体系。

21世纪：当前，一些国家正通过“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重塑新能源供应链。这是否可能放缓全球能源转型的整体进程？

Albert Cheung：在供应链和产业政策层面，确实需要在多项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过去十多年，全球能源转型之所以能够加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中国及亚太地区为核心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实现了快速规模化扩张和显著的成本下降。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致力于将相关产业链环节回迁本土，它们很可能需要接受更高的成本，这些成本要么由终端用户承担，要么体现在政府财政支出上。

中国新能源企业迈向下一程

21世纪：展望未来，全球对于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叙事是否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低成本产能输出者”转向“绿色工业革命的重要共建者”，抑或还会出现新的标签？

Albert Cheung：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高度认可，涵盖光伏装备、电池、储能系统、电力电子设备以及风电系统等多个领域。尽管成本优势曾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如今业界普遍认为，快速的技术创新、激烈的市场竞争、扎实的工程能力，以及有力的政策支持，共同推动了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至当前的领先地位。

当前全球商业环境日益复杂，贸易规则不断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前瞻性识别并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同时持续调整战略、把握新机遇的企业，将更有能力在推动全球向更清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21世纪：储能被视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核心。你如何评估中国企业在各类储能技术领域的进展？真正的颠覆性突破可能来自哪里？

Albert Cheung：当前，中国在全球储能供应链中处于领先地位，占据了超过80%的锂离子电池制造产能。同时，中国企业也在积极推动多元技术路线的商业化进程，例如钠离子电池等替代电化学体系。

固态电池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下一代技术之一，相较当前的锂离子电池，有望在安全性和能量密度方面实现双重提升。BNEF预计，固态电池将在未来两年内开始落地应用，但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仍需克服技术复杂性高、成本较高以及供应链尚不成熟等挑战。

长时储能（LDES）技术正进入加速部署阶段，以支撑电力系统的脱碳转型，并将与锂离子储能形成互补，提升电网的灵活性。在2025年创下装机纪录之后，我们观察到未来项目储备依然充足，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相关项目。不过，推动长时储能进一步规模化发展，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技术成熟度的提升以及供应链的快速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