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晨阳 顾翎羽

编辑 | 顾翎羽

最近一个月，中国AI产业版图被连续改写。

5月27日，武汉光谷特种光纤厂商长进光子登陆科创板，首日暴涨超1500%。这是继华工科技、锐科激光、长飞光纤之后，光谷在光通信—激光产业链上跑出的又一家上市公司。同日，合肥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科创板IPO过会。其2026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达247.62亿元——几乎用三个月，抹平了此前十年累计亏损。往前一周，5月19日，武汉长江存储正式启动科创板上市辅导，长存自2022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曾一度沉寂，这次启动辅导，被外界视为它重返资本市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外界将这些爆发归结为两种叙事：AI风口的催化，和地方国资“神级风投”的再次胜利。

后一种叙事，过去几年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硬科技创投的主流。最经典的案例是合肥。2008年，合肥拿出当年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押注京东方，建成中国第一条6代液晶面板线；此后又陆续拯救陷入困境的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由此被冠以“中国最牛风投”之名。

在这样一套叙事里，地方政府不再是被动的招商者，而是主动的产业投资人——用财政资金做LP、用国资平台做GP，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刻入股，等到产业周期反转时退出获利，再把钱投入下一条赛道。长鑫科技背后的合肥产投、长江存储背后的湖北系国资、长进光子背后的武汉光谷产业基金，都符合这套模板。

但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不这么看。他早年留学德国，从研究德国产业经验开始，长期关注区域经济与城市群产业协同。他是国内较早系统跟踪长三角一体化、合肥与武汉产业集群的学者之一，也为沿江多省市政府提供产业规划咨询。

在他的判断里，这轮爆发有三个被严重低估的前提：

其一，种子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今天只是环境终于对了。武汉光通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76年赵梓森拉出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1980年代邮电部528厂落户武汉催生了今天的烽火、长飞；合肥的存储和显示产业，则是从1990年代中科大、中电科38所那一拨人才积累中长出来的。“今天看到的是花，但根扎在四十年前。”

其二，西方的制裁不是阻力，而是意外的催化剂。长江存储2022年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国产存储替代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而在AI算力需求爆发、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持续加码的背景下，国内存储、光通信等产业链企业获得了更强的本土订单牵引。“被制裁反而证明你走对了，”曾刚说，“更重要的是，制裁把市场让给了中国。”

其三，这轮产业爆发能否持续，最终取决于政府能否在播完种之后退出舞台，把土壤和气候留给市场。这句话也回应了“神级风投”叙事的另一面：地方国资的胜利，建立在它知道何时进、也知道何时退的基础上。一旦角色错位，从产业投资人变成长期股东、从扶持者变成干预者，所谓的神话很可能会坍塌。

但曾刚同时提出一个更深的隐忧。

基于对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的长期比较研究，他观察到当前中国城市在AI产业布局上，普遍犯着同一个错误——中心城市把周边当儿子，而不是兄弟。强省会战略在中上游地区大行其道，武汉、成都、重庆正持续抽走周边城市的高端要素：高校、人才、税源、总部。与此同时，大量地方政府正在把算力中心建成新的形象工程——一个个挂着“东数西算”或“智算中心”招牌的园区在三四线城市拔地而起，投下去的钱无法流动，也无法产生效益。

“都市圈要让周边成为兄弟，而不是儿子。”曾刚说。

以下是腾讯新闻《潜望》与曾刚的对话，内容经编辑。

01

下游在扩散，中上游还在抽水

腾讯新闻《潜望》：从2022、2023年到现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的产业版图，最让你意外的变化是什么？

曾刚：各地情况正在发生剧烈分化。下游地区现在以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为主导，核心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在快速缩小；但中游甚至上游正好相反，中心城市还在进一步集聚，极化效应明显。

下游的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宁波之间在缩小，上海和武汉、重庆之间也在缩小。但武汉和湖北省内其他城市、成都和周边城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协同发展总体在进步，但区域内部的分化完全不同。打个比方，假如我是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在下游地区我会加强合作；而在中上游，我可能选择另一条路——自己想办法突围，避免高端要素被周边大城市吸走。

腾讯新闻《潜望》：下游扩散，中上游集聚。这背后是产业规律，还是政策干预？

曾刚：两者共同作用。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下游的中心城市离开和周边的合作，已经没办法发展了。过去它们主要参与全球大循环，现在转为国内循环为主体推动升级，伙伴变了，和周边城市的关系自然也变了。

下游规模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更多在高端要素、高端环节上发力。以前我们是进口方，买西方技术和零部件；现在变成出口方，汽车、高端芯片、盾构机、医疗CT等工业装备，中国已经占了很大的全球市场份额。我们和国外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变成了水平竞争。当和国外的合作关系恶化，和周边城市的合作就会大为改善，表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

而中西部总体还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武汉、成都、重庆、长沙还处在要素集聚效应明显的阶段。另一个原因是各省为避免落后，强省会战略大行其道。如果在浙江、江苏你讲强省会，人家会觉得这个理念很奇怪。产业阶段加上政府加火，差距就拉大了。

02

长江存储是如何长出来的

腾讯新闻《潜望》：疫情后武汉经历过反弹和动能减弱的争议，现在AI浪潮来临，武汉的光电子产业又回到聚光灯下。这轮爆发和2020年的反弹有什么本质区别？

曾刚：武汉的发展有偶然，更有必然。它号称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最多的城市之一，但长期是要素输出方，培养的人才和成果大多孔雀东南飞。

最近这些年的变化，和当时主政者强调把资源留在本地有直接关系。当时甚至要求高校把校友吸引回武汉投资，定了一些指标。尽管后来搞得有点过头，但大方向是对的，就是希望资源能在本地转化、增值。后面的发展跟当时那一轮打下的基础有直接关系，并不完全是长江存储一家的功劳。

但反过来，没有核心企业的支撑也成不了。种子几十年前就埋下了，为什么以前不发芽？我八九十年代回武汉调研，发现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本地高校毕业生大量外流，留下的企业反而雇外省人，武汉没有给本地毕业生足够的就业机会；第二，企业自身定位偏低端，觉得没法和沿海竞争，政府也认为改革开放的重点在沿海。

转折在于后来地方领导意识到中部有机会，对长江存储这样经历波折、亏损的企业给予了宽容，又通过吸引毕业生回乡创业来优化产业生态。种子有了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腾讯新闻《潜望》：武汉光电子起步极早，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真正“对齐”了环境？

曾刚：今天大家讨论最热的是长江存储，但我认为武汉最厉害的底层逻辑还是光通信。最早是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的邮电科研机构做出来的。当时中国有两个地方厉害，长春光机所和武汉，一南一北。长春那颗种子到今天还埋着，没真正长成硕果；武汉的情况比那边要好。

为什么当时困难？恰恰是因为这个领域太有潜力，别人看好你，才会来打压你。这就像中芯国际，被制约反而证明你走对了，将来才有超越的可能。既然对方那么在意，证明你有超越的可能。这是一种换道超车。不是说西方反对的就不做，而是要结合自身目标统盘考虑：他支持的我们顺势而为，他反对但对我有利的，我们也得干。武汉的长江存储和光电，就来自这个逻辑。

腾讯新闻《潜望》：被西方打压的阵痛，到了AI时代反而变成了某种独特的市场红利？

曾刚：确实如此。一方面，它抢的赛道非常好，做存储芯片，在全球芯片格局里算一条新赛道，有后来者居上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前期西方对中国芯片产业打压的反作用力。被制裁之后，对方不仅限制光刻机，连产能、成品芯片也不卖给你了，正好把市场让了出来。

前些年中国进口花外汇最多的其实是芯片，比石油还多。高端的芯片不卖给我们，正好给长江存储、长鑫、华虹、中芯国际这些企业提供了机会。

当今不论高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决定性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机会。黄仁勋到处讲，千万别把中国市场交给中国企业，他讲得对，市场比技术本身还重要。中国有强大的内需市场，这是我们发展芯片产业最大的底气来源。以前不好意思把别人排斥在外，现在既然只能自己做，那就顺势而为。

腾讯新闻《潜望》：你所说的市场，是指AI时代国内的存储芯片市场，还是整个中国大市场？

曾刚：都有，而且国内市场非常诱人。这些年从发达城市到不发达地区，都在大规模搞城市更新和设备更新改造，很大一块就是自动化、灯塔工厂、无人工厂，芯片是核心。

这么大的市场，西方又不卖给我们，正好我们建了那么多算力中心，国家有8个算力枢纽节点，这就给国内提供了巨大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不只制裁中国，俄罗斯、东南亚的芯片市场也受制裁，这些市场也让给了中国芯片企业，出口表现也还不错。市场大了，产量上去了，价格不仅没下来还涨价了，自然就赚钱了。

03

地方把好企业攥在手上，结果把它捏死了

腾讯新闻《潜望》：地方领导的决策和执行力，正在成为决定城市命运的关键。

曾刚：是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重心主要在中国南方。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里提出“南北方协调发展”，以往讲的都是东中西。为什么？因为南北差距扩大的速度比东中西还要快。

南部地区经营比较灵活，灵魂在于把“有效市场”放在前面、“有为政府”放在后面；北方则是把政府放在前面，市场作为补充和辅助。东北最明显，基础条件非常好，但市场地位太低，什么都等着政府来做决定。而南方比如深圳的华强北，市场要素非常活跃。让市场要素活起来、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是核心关键，而不在于自身基础有多好。

腾讯新闻《潜望》：像武汉这样的强省会城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比例你觉得合理吗？

曾刚：武汉跟以前比已经好很多了。政府花力气做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把一些活交出去，支持毕业生回乡创业，那些人办的都是民企。武汉民企占比40%左右，和杭州超过60%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和以前比已经有很大变化。

政府在前期基础阶段的大力支持非常关键，但后期应该从直接下场转变为保驾护航，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让民营资本快速进入。政府能做的是播种，但要长成参天大树，靠的是气候和环境。在不赚钱的阶段，逐利的资本进不来，这时候政府去投，这是政府该干的。

下一步重点是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像深圳华强北那样，让更多企业而不只是头部企业向武汉汇集。企业赚到钱，利润不交给你，但税收交给你，政府是靠税收而不是靠利润。而有些地方还希望政府靠利润活着，把好企业牢牢攥在手上，结果把它捏死了。

腾讯新闻《潜望》：合肥这类城市发展产业，国资前期投入非常重。国资在一定阶段后退场是必要的吗？

曾刚：合肥的国资是“钓鱼式”的：一开始投比如占10%，后来逐渐降到8%、5%甚至1%。国资投资，一是解决资金短缺，二是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政府自己的钱也在里面，就像自己的孩子，总归会心疼。

我们调研时听说，合肥给头部企业负责人配的车牌，和省委书记座驾是一样的待遇。这不是钱，是尊重、是看重。这个信号对吸引其他企业和资本跟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方式其他城市很难简单复制。第一，你得有这个钱，穷地方拿不出100亿、50亿；第二，要有配套条件，本地的基础服务、科创机构的能力要在，还要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它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存量资源激活，有点像点火，燃气灶都在那儿，给你点一下就烧起来了。

腾讯新闻《潜望》：现在AI浪潮下，很多城市都在补贴算力、抢建智算中心。这会演变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吗？

曾刚：这种担忧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很多验证。算力设施投资巨大，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算力中心门槛要二十多亿，有的五六十亿。投下去之后，芯片更新、耗能、运维成本都很高，折旧也快。现在很多地方把它当成希望工程，甚至形象工程。

问题在于，算力一定要让数据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效益，而现在很多人只是为了抢占赛道，不是为了让它发挥效益。

算力也应该像能源电网一样。第一让各地算力能力互相连通，第二让用户和供给方连通起来，实现东数西算，把各地需求变成有效的市场。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把算力一体化的网络建起来，把产供销打通。

04

大城市要让周边成为兄弟，而不是儿子

腾讯新闻《潜望》：有观点认为，不同城市发展AI各有侧重，比如武汉、合肥以硬件为主，杭州、苏州以应用为主。这是一种合理的产业分工吗？

曾刚：这种分工的说法我觉得大家想多了，这只是现阶段初期的一个现状描述。既然AI是未来产业这么重要的基座，未来一定不是这样。一个像武汉这样大体量的中心城市，不可能只做某一个环节，它一定会在前沿领域做全产业链。

一个经济体到了一定体量，产业体系必须是完整完备的。大都市未来可能各有特殊优势，但不会长期只做一个环节。蛋糕足够大的时候，就容得下更多人一起把蛋糕做大。一个城市只搞一个环节的时代，对大城市来讲难以长久。

腾讯新闻《潜望》：以武汉、合肥、苏州为例，它们各自最大的优势和最急需补齐的短板是什么？

曾刚：武汉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前景：都市圈一定要让周边成为核心盟友、成为兄弟，而不是儿子。

就像航母战斗群，有航空母舰，但护卫舰、补给舰、潜艇都得跟着一起。武汉都市圈这9个城市，武汉做综合性的，旁边8个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承担重要角色？让各地各展所长才能做大，才有本钱去和广东、长三角乃至国外竞争。

武汉都市圈提出得很早，但它是“1+8”，武汉是老大，对其他8个小兄弟经常看不上，别人也跟不上。我常说，武汉都市圈凭什么是“1+8”，为什么不是9个城市平起平坐？上海在长三角的优势地位，不是自己安排出来的，而是它做得好，别人觉得跟它合作有好处，才愿意合作。

合肥的短板是本土头部企业偏少，更多是把外面的引进过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很厉害，但一家不够，未来仍需要提升本土科创资源能力。

苏州靠的不是简单承接上海100公里外的产业转移，而是真的自己支棱起来了，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全国领先。它的问题是“人长大了、衣服小了”：没有自己的机场、行政级别低，老觉得自己是个地级市。但苏州GDP接近3万亿，上海虹桥机场离它不到100公里，无锡机场离它30多公里，凭什么说自己没机场？自信心上来以后，它会更有底气。

腾讯新闻《潜望》：未来5到10年，会不会出现一个城市接住AI机遇，成为绝对的龙头？

曾刚：AI做得最好的是杭州，深圳也不错。深圳在制造领域强，杭州在应用场景上做得很好，六小龙在杭州诞生不是偶然，恰恰证明杭州的产业生态环境做得比较好。另外合肥势头也不错。武汉能不能后来居上，长江存储这把火烧得正是时候。

腾讯新闻《潜望》：那些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在这一轮AI浪潮里，还能做哪些准备？

曾刚：合作共赢的时代，一定要摒弃本土化的思维，尤其要破除排外、保护落后的旧习惯。中西部只要能解决排外、保护落后的旧机制，凭什么没机会？

在新一轮地缘政治影响下，内陆地区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一些新兴产业更依赖空运，而中西部的空域资源比沿海好很多，比如鄂州花湖机场，用好了就是很好的支撑。

城市发展所谓的对本地人好需要重新定义。外来的人给本地创造更多税收、就业岗位，这才叫对本地人好。深圳就是例子，华为、中兴的创办者哪是深圳人？正因为全国的能人志士都往深圳跑，才对深圳本地人也好。

一座城市最核心的命题，也是所有想抓住这轮机遇的城市的共同命题：不能只是本地人的城市，最好能变成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