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成为我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抓手之一”。 “评论”认为核能是优化我国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特别是面对我国碳中和承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核电发展面临的机遇如何？核电是否能把握机会，实现安全有序的发展？

核能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也具有两面性。如同火、火药和所有其他能源一样，在给予人类温暖和发展动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扬长避短。从环境治理角度来看，核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清洁能源，有利于应对全球变暖与气候危机。与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核电可以实现大功率稳定供电，且成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据世界核能组织统计，2020年，核能发电为全球提供了10.1%的电力，截止到2021年10月，全球可运行的核反应堆共441座，总发电量为2553太瓦时。而在建核反应堆56座。美国的核能居世界首位，共有93座在运行的核反应堆，该国约20%的电能来源于核能发电；而从占比上来讲，法国则以超过70%的核电供应居全球首位。我国核工业自20世界50年代中期起步，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目前我国在运营的核反应堆51座，在建18座，2020年我国核电贡献了344.7太瓦时的电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比例上仅占我国总电力供应的4.9%。 

尽管核能具有供电功率稳定，成本低等优势，但是核能的利用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2011年福岛核电厂事故影响深远，公众普遍对核电持反对态度。特别是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问题仍未解决，也成为不断提醒人们核电问题的警钟。灾难后，日本关停了大多数的核电，但是近期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公开表示支持核电，他认为虽然福岛核电站出现了放射性物质泄漏，但是核能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日本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本土可再生能源的供应能力有限。因此，在实现减碳目标方面，核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核废料的无害化处理问题也是核电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处置技术还是世界性难题，这也是核电发展的限制性条件之一。当前中低放废物的处理主要采用填埋的方式，但是美国所采用的短期处理模式成本较高，并存在较大的隐患，而俄罗斯采用的将核废料沉入深海的方式也并未广泛采用。此外，防止核扩散也是核能反对者经常提及的制约因素。很多人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发展与核能技术直接相关。

鉴于上述原因，国际上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能源署持积极和乐观态度，而一些民间组织和学者则持质疑立场。Bloomberg新能源财经预测到2050年，全球核能占比仅为7%，低于当前的水平。美国能源信息署2021年国际能源展望预测核能的增长仅为每年0.5%，发电量也基本上稳定在3000太瓦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核能发展将会上升，而发达国家的核能水平将会下降。其中欧盟的核能占比下降主要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的核电站。然而，德国政府在关闭核电和减排方面首鼠两端，作为关闭核电的代价，德国又重新启动了几个火电项目作为替代方案。

预测指出，中国的核能利用在2030年左右将会超过美国和欧盟；那么我国核能的发展真的准备好了吗？

客观来讲，核电的发展和合理利用是我国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所必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无论如何增加装机容量，光电还是风电都远远无法实现这样的转化。而我国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情况下，能源安全将始终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核电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核电的发展在我国存在着可行性。我国当前的核电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其中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性更为可靠，效率也更高。我国正在建造永久性高放射物质处置库，可以更为长久和安全地对核废料进行处理。相对于欧洲，我国西部地区人烟稀少、地质结构稳定，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地理优势。

诚然，技术进步与我国碳中和目标的设立给核电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在机遇面前需要充分认识到，核电始终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拥有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这就要求核能有关部门、企业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核电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核聚变技术的突破，在安全可靠的环境下充分发挥核能的优势，为我国碳中和长期愿景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应该加大对核能有关安全知识的公众普及，让公众更好的了解核能，使得核电发展更具有透明性，并能够经受得起全社会的广泛监督。

 （张大永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施训鹏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碳排放权交易湖北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三位都是国际能源转型学会执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