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咀嚼瑞典鼻烟的欧盟高级官员、身穿连帽衫的年轻政客、码农风格的慈善组织负责人，都可能是在欧洲科技界有影响力的人，并且进入媒体的关注名单。

上周，时政媒体Politico 公布了该媒体第二个年度“Tech 28”，选出了在未来一年对欧洲科技界影响最大的个人。从中可以了解到在西方媒体眼中是谁在影响欧洲科技界，以何种方式影响。

从身份标签来看，政策官员、数字企业高管、社会组织负责人、投资机构创始人均在列，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政策官员和公共机构负责人，有17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欧盟本地企业只有三家：奥地利投资平台Bitpanda；瑞典金融科技公司Klarna，以及荷兰的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

阿斯麦总裁兼CEO文宁克（Peter Wennink）入榜在情理之中。阿斯麦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并且是全球唯一一家能生产极紫外线光刻机（EUV）的公司，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芯片巨头都需要用这种设备来制造最精密的芯片。 

Klarna则反向推动了数字监督体系的完善。其业务与“花呗”有相似之处，以“现在购买，以后付款”的分期模式吸引了大量用户，目前已经成为欧洲价值最高、全球第四高的私人金融科技公司。由于这种业务仍属于信贷性质，欧盟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该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合规义务，而不是任其无序生长。

Bitpanda是一家投资交易平台，其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 ），后者也是脸书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该公司帮助300万欧洲用户投资和交易加密货币、普通股票和贵金属。去年最新一轮融资时，估值为41亿美元。 

欧洲并不缺少优质企业，但多数“小而美”，不能与谷歌等大型平台比肩。尽管如此，有影响力的企业也不会仅有三家。正是欧洲尤其是欧盟的竞争思路：既然很难再诞生属于自己的“谷歌”，既然与中、美第一梯队有不小的差距，还不如求之他处，打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是政策和规则的影响力。

而这主要靠政界人士来完成。 

因此，欧盟委员会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的入选毫不意外。欧委会内部事务委员约翰松（Ylva Johansson）占据了第一名的位置。这位喜欢嚼瑞典鼻烟的短发女性擅长打破僵局，缓解科技公司和安全官员的对立，因此被称为“政治推土机”。

实际上，在欧委会权力序列中，负责数字事务的欧委会执行副主席韦斯塔格以及内部市场委员布雷顿更靠前。然而，像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隐私权这样的问题，约翰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约翰松的两位同事，欧委会数字政策官员奇里科（Filomena Chirico）和祖伯（Lea Zuber）因为在幕后负责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的立法工作，也进入了榜单。相应地，欧洲议会入选者卡瓦齐尼（Anna Cavazzini）作为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席，监督了这两个法案的通过。 

欧洲议会议员贝尼飞（Brando Benifei）和搭档图多拉切（Dragoş Tudorache）作为二人组，是最醒目的入选者。他们负责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工作，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就人工智能的使用划定红线，并且促成共识。可以说他们为人工智能创造了欧洲的历史性规则。

不可能绕开德国。德国的招牌企业大众汽车、西门子等传统公司在数字化竞争中步伐迟缓，一度落后。制定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战略，帮助本土企业重夺竞争优势，是德国数字和交通部长维辛（Volker Wissing）的艰巨工作。他的影响力不在现在，只能说可能在未来。

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国际数据传输负责人琼斯（Joe Jones）、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负责人马丁（Ciaran Martin）也赫然在榜，这两位公务员而非企业家被视作英国数据实力的代表。

还有一些人的上榜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的价值取向。例如英国上议院议员基德龙（Beeban Kidron）倡导在数字世界中保护儿童权利 ，主张把儿童的需求置于数字设计的核心，确保儿童和青少年在线上也同样受到保护。

由于疫情把科技烘托得十分突出，去年的榜单把多数位置给了大型企业。如今疫情话题渐渐远去，欧洲冷静下来回归正题，继续在政策领域筑墙加瓦。事实上，今年如果不以政策为楔入点，榜单也无需再评。 

媒体将高光投向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机构，再次佐证了坐在欧盟机构和政府大楼里的高级官员所擘划经营的科技政策，以及那些涵盖了规则、安全与隐私的数字治理方案，正在比技术本身发挥更大的作用，似乎也构成了对欧洲科技革新的第一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