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陈红霞、实习生冯晶琳 武汉报道 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日前，2022年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顺利召开，这是中三角城市群提出来后，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进行进一步探索。
根据会议公布内容，长江中游三省要“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在战略协同、设施联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共治、社会服务等方面深化改革、深度合作。在会上，三省还签约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中老铁路作用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新格局的协议》《长江中游三省畅通商品流通合作协议》等14个合作协议，作为三省协同发展的详细指引。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形成国内超大市场，区域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1月9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全国布局来看，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之后，长江中游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五极。新的增长极不是以往单纯的彼此之间通过主体竞争、重复建设形成的增长，而是一种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优势互补形成的高质量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薇也表示，如果中部地区形成以三省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中三角，这对于全国区域经济整体的稳健发展会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另外，国家对中部地区历来重视。因此，长江中游三省联手形成紧密的崛起态势对全国有很大意义。三省联手对自身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格局新态势下谋求新的发展机遇也有突出意义。
三省深度合作再进一步
此次会议属于三省协同发展工作体系的一部分，2021年，长江中游三省联合印发《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明确每年召开主要领导座谈会和常务副省长联席会。
“由省委书记、省长和省属各大部门集中参与的长江中游三省高质量发展会议，是一种高规格的协作方式。”邹薇说。
2021年9月，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武汉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协同发展加快绿色崛起——长江中游三省战略合作总体构想》，签署了《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长江中游三省省会城市深化合作方案》等6个合作文件。
邹薇认为，自2021年形成三省深度合作的框架以来，主要的成就是顶层设计和底层联通机制的形成。从顶层上来讲，形成了三省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构想和行动计划。这个顶层设计与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三省“十四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契合。三省虽然山水相连，但在以往的经济合作中，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和可持续的协作框架。2021年在底层推动了洞庭湖五市和九黄鄂黄四市合作的区域性架构。
“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2022年的会议是在此前工作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的总体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合作的具体事项。”王磊说。
从这次签署的协议来看，王磊认为，三省合作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从商品流通、产业链合作入手，能找准生产侧互利共赢的合作面。“比如，西部陆海通道是三省都有需求的，有利于打造三省共同的竞争力。如果能朝这个方向坚持下去，在‘十四五’期末到‘十五五’期间应该可以见到成效。”
邹薇认为，和以前相比，这次签署的协议强调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有五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首次提出打通西部陆海通道。中部地区从地理结构、区位布局、交通特色来讲，具有“祖国立交桥”的特点，但三省在出海通道上一直有很大的困扰。作为内陆省份，想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展国际贸易、对外出口或引进国际投资有天生的弱势。打通西部陆海通道，可以把公铁空水衔接起来，包括“汉兴欧”中欧班列，经由重庆、广西北部湾港，向南去往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
“我认为可以大大节省实际运行的直线距离，体现了中部地区以更适宜的经济成本融入全球竞争的迫切需要。”邹薇说。
第二，强调构建商品流通的体制机制。“中部三省要从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视角上尽可能消除省份之间的贸易壁垒，联手打造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中部亮点区域，或者成为跨省合作的范式。”
第三，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邹薇表示，当前全国都在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可持续性。三省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合作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架构，还是各自为政，就容易形成小而全、大而全的省内循环框架。此次提出的《长江中游三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协议》其实是把创新、产业协同协作，包括产业上下游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构建在一个紧密的框架下，这对于三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四，强调省会城市的合作。在三个省会城市中，武汉和长沙都是万亿GDP城市，长株潭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相继被批复为国家级都市圈。“下一步要真正使三省高质量发展，形成稳固的动力，还是要抓住省会这个‘火车头’，加强三省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三个省会城市都能够良好发展，能带动周边形成有特色的都市圈，三省的合作就有更稳固的基础。”
最后是生态发展和绿色崛起。“中央对于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一直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注重保护，不搞大开发。三省在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上任务繁重，既有上游又有下游，夏季防汛压力很大，长江三峡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对全国意义重大。作为中游地区的省份，如何在长江大保护中走出一条绿色崛起的特色道路值得探索。”邹薇认为，“三省有两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水’，即三省都是大江大河大湖，打好‘水’这张牌发挥水资源的特色优势，真正在保护中谋求发展。第二是‘碳’，即武汉是全国碳减排登记注册中心，长株潭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的共同使命都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未来，三省的合作在绿色崛起方面应该会有明显的突破和进展。”
协同发展的挑战
但将完全不同的三个省份，达到最优的协同发展，也并非易事，当下依然存在诸多挑战。
中部三省要把基础设施、产业、民生共享等方面做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成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个增长极。
王磊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大、起点不高，一直没有很明显的进展。首先要将三大都市圈做实，当前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均已获批，南昌都市圈是相对薄弱的一个增长极。其次，三个都市圈之间发展不平衡，从总量来说武汉都市圈最大。但武汉都市圈和南昌都市圈县域经济欠发达，这是一个共同的短板。长株潭都市圈有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等7个全国百强县（市区），而武汉都市圈只有大冶，南昌都市圈只有南昌县。”
另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有待提升，王磊说，“比如武汉到长沙有高铁，但到南昌没有，南昌和长沙之间也没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程度会影响心理上的认同度。”
第四个方面则是产业、民生一体化程度要提升。王磊指出，三省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都有基础，比如南昌的金属冶炼、湖南的机械制造、武汉的光电子产业，但是没有形成连片化的产业内分工。“民生共享方面，长沙有以湘雅为代表的医疗中心，但这方面的互联互通、均等化程度还不够。”
邹薇也认为，中部三省存在中心城市不突出、过度竞争、产业同构和营商环境四方面问题。“首先，中心城市不突出。上海是长三角绝对的龙头城市，粤港澳形成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中心的格局，且相互之间的产业布局、发展方向是互补的。中三角的特点是有武汉、长沙、南昌这些城市，但整体架构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多中心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目前来看还不是很明确，这会导致向心力不足。其次，三省过度竞争的倾向比较突出，合作的态势不够强烈，当下要求形成一种竞合关系，比如整个生产过程需要通用技术的联合开发就有需要内在的合作。”
对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中部三省产业同构问题较明显。邹薇表示，“长三角、珠三角的特点是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之间有比较明确的产业分工，不同省市之间也各有分工。从中部三省的‘十四五’规划中可以发现，三省发展的重点领域大同小异。这也加大最后形成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则的跨区域合作的难度。所以每一个省份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去思考如何破解产业同构的问题。”
最后，邹薇还提到，目前各地有一种将营商环境简单等同于招商引资的倾向。“这会导致各省份之间容易出现争抢项目、争抢企业的情况。真正的营商环境实质是要符合国际规范，采取负面清单的原则，形成一种国际化、法制化、规范化的环境，使得各市场主体，不论是国际的、国内的、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都能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带。在这个方面还要突破既有的地域界限，形成区域性一体化推进营商环境的大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