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资料图）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持续高位运行之际，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一重大开放举措，以更大力度推动制度型改革，为区域协同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据海南发布消息，封关首周（12月18日至24日）监管“一线”进口“零关税”享惠货物超4亿元，监管“二线”内销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超2000万元。新增外贸备案企业1972家，同比增长2.3倍；全年新增备案报关单位超3万家，增超40%。

在当前的经贸形势下，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意义何在？与其他自贸区相比，海南有何独特优势？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它有望发挥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

赵萍长期从事经贸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领域包括产业链供应链、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工作，担任亚欧对话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

赵萍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的全岛封关运作与高标准建设，向世界清晰传递了中国扩大高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坚定决心。其核心目标是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将其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并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关键牵引作用。

与其他开放平台相比，赵萍认为海南自贸港有三大独特性：目标定位更高，旨在建设“重要门户”并由专门法律保障；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最大，覆盖全岛；开放力度更大，在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外资准入等方面均达到全国最高开放水平。

针对已启动的全岛封关运作，赵萍认为海南的作用将具体体现为“三大门户”：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门户、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的门户、全球资源配置的门户。特别是封关后各项政策的贯通叠加，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中国企业走出去、境外企业进中国的总部基地）。

在区域合作层面，赵萍特别强调了海南与东盟深化合作的巨大潜力。她指出，海南可对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规则先行先试，重点在供应链互联互通与数字经济两大领域加强合作，利用加工增值免关税等特殊政策，并背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示范区。

高标准建设海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

《21世纪》：“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赵萍：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封关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再次向世界表明我国扩大高标准开放的坚定决心。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主要目的是促进海南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南篇章。同时，促进海南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的深度合作，促进海南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发展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制度创新的关键措施。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国内制度环境，对我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样本，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我国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外资企业与海南开展深度交流合作，助力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我会于2024年3月18日至20日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外资企业海南行，任鸿斌会长率团出席相关活动。中国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11家外国在华商协会、机构以及高通、通用电气医疗、特斯拉、迪卡侬等31家外资企业近70人参加，开展政企对话、投资恳谈、产业考察等活动。

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自贸港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开展压力测试，有利于统筹开放与安全。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促进我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实现高水平开放。

海南自贸港有三大独特性

《21世纪》：与我国其他对外开放平台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赵萍：与其他对外开放平台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定位更高。 海南不是建设“更大的自贸试验区”，而是要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要锚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与其他开放平台相比，海南自贸港有全国性专门法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保障实施。

二是海关特殊监管面积最大。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一般约120平方公里，境内关外政策主要在包含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而不是覆盖整个自贸试验区。全国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有的甚至不足1平方公里。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不再保留洋浦保税港区、海口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全岛作为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面积约为33920平方公里。

三是开放力度更大。在货物贸易和监管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海关监管模式，对从“一线”进口的商品，享受“零关税”的商品税目高达74%。而且,对“零关税”货物、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货物等实行低干预、高效率的精准监管，并对全国现有的部分禁止、限制类进口货物作出开放性安排。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海南出台了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减少跨境服务贸易限制，实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已推出22项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开放程度全国最高。还实施更加便利的免签入境措施，更加开放的航空运输、船舶运输政策和更加便利的数据流动政策。

海南自贸港可扮演跨国公司全球资源配置的门户

《21世纪》：海南自由贸易港于今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海南自贸港的门户作用将呈现哪些新特征？

赵萍：封关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门户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门户。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设定的2035年前重点任务，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将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全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的政策叠加，发挥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市场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等深化制度创新，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

二是产供链开放合作的门户。封关运作政策与此前已落地实施的各项自贸港政策之间贯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大领域开放力度更大。如进口原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岛，加工增值达到30%的可免关税销往内地，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实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双15%”的税收制度安排等，有利于促进海南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打造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和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三是全球配置资源的门户。海南自贸港出台了有关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四类要素进出境的便利措施。其中，在人员跨境流动方面，目前总计有85个国家的人员可免签入境海南，因地制宜开通国外至海南的第五、第七航权货运航线。在跨境物流方面，60种旧机电产品自“一线”进口，企业不再需要办理许可证，涵盖医疗、工程、农业等领域；“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跃居全国第二。在跨境资金流动方面，资金可在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间依法自由便利划转。在数据跨境流通方面，已经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些高水平开放政策落地，有利于海南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网络和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网络，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为跨国公司通过海南自贸港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更好条件。

海南自贸港有望不断拓展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

《21世纪》：在封关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如何实现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和经贸联系？哪些产业和领域最具潜力？

赵萍：海南自贸港应对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3.0版的相关条款，开展先行先试，加强与东盟的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示范区，为促进海南与东盟的合作打造更好营商环境。其中，供应链和数字经济是海南与东盟合作最具潜力的领域。

供应链互联互通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重要内容。双方首次在自贸协定中纳入供应链合作单独章节，共同作出高水平承诺，共同促进关键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和连通性。海南自贸港可凭借地缘优势，加强与东盟在航空、海运和数据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并将海南自贸港独有的离岛免税政策，低干预、高效率的精准监管模式，对全国现有的部分禁止、限制类进口货物的开放性安排，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有关贸易便利化等“边境上”条款对接，同步建设智慧口岸，扩大自东盟进口，丰富离岛免税购物品类。并将自东盟进口的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在岛内加工，累计增值达30%可以免关税进入内地，海南与东盟的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3.0版中，双方就数字经济领域建立了各自缔约实践中最高水平的规则体系及合作安排，双方明确同意暂免电子传输海关关税，保障数据跨境流动，推动认可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双方还将在物流、数字基础设施等“硬联通”领域和单一窗口、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电子提单等“软联通”方面开展合作，以提高系统兼容性、降低企业交易与通关成本。我国作为位居世界第二的数字经济大国，预计到2025年底,数字经济增加值有望达到49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将达到35%左右。电子信息制造、软件、AI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日益壮大。同时，数字经济也已成为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2024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商品交易总额预计为2630亿美元。近年来，海南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跨境海缆建设稳步推进，“游戏出海”规模逐步扩大，“来数加工”等技术验证成功，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获批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海南自贸港可背靠我国强大的数字经济优势，以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牵引，不断发掘数字技术应用新场景，加速数字基础设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与东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

着力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21世纪》：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对海南自贸港来说哪些因素最关键？海南应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让更多创新型企业和高端项目落地？

赵萍：营商环境是吸引外国投资的关键因素。海南自贸港应继续聚焦外资的核心关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水平，着力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加快法治化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作为专门法律，是海南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在此基础上，海南还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自贸港各项制度安排，先后出台40余项配套法规，有力保障了改革创新举措落地实施。对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有关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政策安排，也应继续纳入法治框架，构建起封关运作适配的的法律法规，为外商在海南投资兴业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提升国际化水平。对标中国正在申请加入的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加大制度型开放的探索力度。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范围，开展“压力测试”，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合理缩减负面清单，深入实施承诺即入制改革，适应服务贸易发展要求，加快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推动“既准入又准营”。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开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