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北京报道 “生物经济一直被业内熟知，并非刚兴起的概念，一些核心技术的开发以及相关技术应用都在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发展，如农业育种、超级稻等。此次《规划》的发布，是更加正视生物经济，但同时也是因为相关产业还在初步形成中，需要国家做进一步规划，形成产业讨论圈。”近日，诺禾致源首席科学家田仕林博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

上述提到的规划，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也是生物经济领域的首个顶层设计。目前，我国生物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一批生物产业集群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新引擎。生物领域基础研究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毛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生物经济是指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来生产食品、能源、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但生物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尚属空白。我国生物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并导致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生物产业原创能力仍较为薄弱，生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体系尚不完备等。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也指出，我国生物经济创新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原始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基础生命科学理论、底层关键共性技术、高端仪器和试剂、生物信息资源等积累不够。

《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四大重点发展领域，分别为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应用、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同时也提出了提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强调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科研攻关机制，加快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水平。

底层技术成熟、产业规模化

近年来，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围绕基因组学、脑与认知科学、合成生物学、精准医疗、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生物育种、生物质能源、生物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政府和各大生物医药企业都加大了在生物安全、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客观上推动生物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期。

对此，毛化指出，生物经济将在人类健康、绿色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安全等方面形成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上述《规划》中也重点选择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应用、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四大领域。

田仕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生物经济在上述各大领域内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化的产业，各产业也已经形成了多种成熟的核心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如基础科研服务、疫苗开发、新药研发、肿瘤检测、分子育种等。如农业育种领域，基因测序技术催化了众多的分子育种产品，完成了大量的经济作物基因组图谱绘制，发掘了大量的遗传分子标记，为农业精准分子育种提供了广泛的资源。

“经济就涉及到产业，某种技术的规模性或方向性应用。如在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和2000年人类基因组破译基础上，伴随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农业技术等深度融合。如近20年快速发展的高通量测序技术，不管是在成本还是通量、产业规模方面，都突破了摩尔定律的变化曲线。很多人才、资源都投入了这个领域，加速其成型并形成经济规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生物经济已经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田仕林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产业细分领域逐渐形成，并规模化发展，如在基因测序领域，服务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科技服务市场已经形成规模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江也举例称，10年前，绝大多数孕妇、患者对于基因检测胎儿情况、癌症早期发现等效果还将信将疑；今天，已经有数百万级的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5年前，人们对核酸检测的效用还懵懵懂懂；今天，核酸检测已经成为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金标准”。此外，越来越多不可再生的石化基产品由可再生的生物基产品替代，生物质能成为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造的农作物在产量和品质均得到大幅改善。

生物质替代应用的技术应用同样使得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华熙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燕以透明质酸举例称，此前透明质酸从公鸡冠中提取的，200公斤能提1公斤，彼时透明质酸比黄金要贵15倍多，一克透明质酸要100美元，一克黄金只需6美元。但目前通过细胞工厂生产，还没有用合成生物，成本是原来鸡冠提取法的1%都不到，且这种效率还没有合成生物高。这也使得透明质酸产能等迅速提升，也使得该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划》中生物安全也被重点提及。“顺应‘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保障’的新趋势，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生物安全更好保障的新期待。”对此，田仕林指出，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应用、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四大领域中，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实际是为前三者提供保障。

加强基础研究加快转化

虽然我国生物经济近年来迅速发展，不过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

王翔也认为，我国生物经济创新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原始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基础生命科学理论、底层关键共性技术、高端仪器和试剂、生物信息资源等积累不够，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仍不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疫情冲击国际开放合作等不利因素。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学恭也以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为例指出，在该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品以跟随创新为主、研发同质化严重、一些前沿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等等。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是医药创新的源动力，基础研究成果孕育着新药发现的突破口，需要着眼未来、面向全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升级的关键。

就此，《规划》也提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如瞄准临床医学与健康管理、新药创制、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生物育种、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加快打造生物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凝聚大团队、集聚大资源、实施大项目、取得大突破。

姜江认为要面向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科技前沿水平，加大力度投入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持续推动产学研医的合作研发。围绕生命科学领域事关世界科技前沿的方向，支持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在设施平台运行期间，多方式、多渠道引入医院、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共同参与测试反馈。密切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紧迫要求，尤其面向制约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的“卡脖子”问题，加快部署推广一批新的生物技术攻关。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许瑞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的发展规划都明确要求将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深度融合，通过全力支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才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中国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成果及基础研究，未来也希望能更好地进行产学研转化。

姜江认为，与信息技术类似，生物技术的经济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意味着提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将有利可图。回归生物技术经济属性，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最大限度确保从事研发、生产、服务各个环节的生物技术企业，能够获取合理的经济回报。而生物技术企业能否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尤其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生物经济领域创新企业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应对国际科技创新环境的关键。

在田仕林看来，《规划》对生物经济的发展有着指引作用，企业通过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市场，而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对企业、市场的发展起到引领、规范的作用，与此同时，《规划》的推出也让更多的人正视生物经济，并形成圈层讨论，形成产业横向与纵向的技术滲透与学术交流的氛围，也利好生物技术企业的发展，对于包括诺禾致源在内的科技服务企业也是巨大利好。

如诺禾致源的科研服务和产品可以辅助研究人员进行科学探索，为更多的科学研究提供“工具”，如包括物种基因组基础研究、动植物发育与胁迫研究、作物和畜禽育种、单细胞多组学研究、生物标志物组学研究和人群队列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