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企业自身角度来看，能源领域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高风险行业，必须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第一位来抓，企业发展与规模要以科技为先导，以能力为保障，实现安全发展，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是一项基本功。尤其是一些海外项目，国有能源企业考虑到一些绩效与领导政绩压力，往往被国外大规模大注资项目“炸”到，对于一些缔约细节，往往容易忽略，急于上项目急于打开国外市场。实践中，此类项目暴雷或者项目先天不足导致的后续争议，仍然屡见不鲜，给国有能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由于组织体系以及合规风控体制的不健全，责任倒追机制不完善，国有资本资源白白流失成为了最后结果。

国有能源企业风险控制主要集中以项目为单位，以内部组织机构体系稳健为基础。如下提供主要的风险控制策略：

（一）完善法规政策调研机制 掌握国际能源圈新动向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能源合作国因地缘政治冲突、政局不稳等原因,导致合作国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度,给能源国际合作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尤其在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能源格局日趋复杂多变。为此，在掌握全球能源经济合作走向方面，能源国企需要有自己的组织体系构建，对国内法律法规的掌握同步到国际能源合作法规政策，保持信息更新。目前全球“碳中和”背景下,各国应该达成能源、经济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尤其在沿线国的能源生产和开发投资等问题上协商一致,达成共识。

能源国企的专门部门，可以探索研究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为渠道,洞悉不断推进和完善政策保障机制信息,加强与各国多种所有制结构合作方之间更深层次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

能源国企可以依托国家现有的双边沟通渠道，如上合组织、中巴经济走廊等平台,推进与相关国家能源企业的双边沟通、协调与磋商机制的完善，积极参加我国自主举办合作论坛,邀请沿线国家核心能源企业的高层参会讨论,通过面对面友好协商能源开发与产业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在海外项目进行时，主要了解合作双方的战略目标,明确利益分配,签订能源共识等专项合作文件,避免出现潜在的矛盾分歧,确保海外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能源国际合作长期友好开展,防止受到类似受美国制裁禁令发生的“中兴”“华为”等危机事件的再次出现。通过增加国际能源合作前期信息采集和国际能源趋势调研，增强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基础、同时考虑地缘政治问题，规避在国际能源企业项目合作中的潜在风险，做好当地能源政策尽调。

（二）提升企业经营实力 积极参与能源基础设施投入

从国家战略视角来看，能源国际合作如“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战略,其沿线能源项目的推进落实每年约需要1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作为“一带一路”东道国企业,我国能源国企需要在经营过程中理顺收支关系，做好财务管理，保持账面流动资金稳健，控制好企业负债，保持企业自身的经济增长实力,才能持续参与国际能源合作项目，保持资金补给能力。企业外部投资发展中，需要预防例如：美国利用其主导的金融体系进行干扰和破坏使得汇率发生恶性变化等金融风险，我国能源国企可以与合作国企业之间通过国家搭建的金融保险机构与能源企业的合作平台,实施企业加大直接投资、收购并购、与政府开展 PPP合作模式等,确保有充足的资金，积极参与能源合作基础建设项目的落地实施。同时，企业的合规风险控制部门在进行能源海外投资时,要根据区域宏观环境,深入剖析不同区域能源产业现状,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和能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参与绿色基础配套设施投资建设。

（三）调整自身内控机制 适应市场交易新规

国有能源企业应当有比较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内控机制，并且随着国际能源市场合作模式变化，适时调整自身体系与制度规划。国际能源项目合作的最终目标是，推动能源资源合理有序流动。由于各国能源储量与需求并不均衡,能源资源的地域分离造就了国际能源贸易的双边甚至多边发展,而我国“一带一路”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助推了能源的国际跨境运输、消费,国有能源企业合规风控部门应当主动学习国际能源贸易规则，消化好最新的双边及多边贸易规则。同时，近年来,能源日益与国际政治经济利益交织,使得能源贸易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脱离了市场交易自由化原则,形成了“一超多极”的能源市场格局。要突破这类非市场因素的障碍，国有能源企业应当主动练好内功，熟悉规则、提升技术实力，形成创新能源交易产品，实现质量优势，合理规避价格陷阱，主动获得国际能源交易定价自主权，强大的能源合规团队以及对外谈判团队构建也是能源国企的重要环节。通过自身优势，带动合作伙伴的依赖性、需求力，助力各国企业在交易中形成、建立并夯实国境能源贸易体系，自由有效合理地形成能源资源的交易流动。

（四）业务发展多元转化 加快清洁能源技术创新

在双碳背景下，能源国企为确保能源项目合作与国际竞争力水平，在确保能源供给安全水平基础上，业务方向应当转型，力争加入碳排放与环境治理相关产业。能源需求逐渐从以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转向绿色清洁能源。从国际趋势来看，国与国之间的能源发展战略逐步向“清洁、绿色、低碳、高效、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例如，我国的石油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的马六甲海峡增加了运输风险与成本。我国能源国企应该考虑转向绿色清洁能源的海外投资建设,聚焦“卡脖子”技术,加强环保方面的投入进展与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建立智慧能源系统。企业应当加大清洁能源技术转型资金投入，转化企业优势，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申报绿色转型能源项目，获取国家相关部门技术补贴。绿色清洁的能源技术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源合作中物流、制度等贸易合作壁垒的制约,还能在减排的同时促使我国占领环保的道德制高点和未来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能源合作项目中的交易地位和放大话语权等影响力,缓解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从而从企业层面以微观集合效应获得我国整体国际能源合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