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丁莉 广州报道

3月29 日，“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广东省围绕制造业领域高质量发展进行了重点介绍。其中，科技创新再成焦点。

“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把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广东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发布会期间，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介绍，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8，2023年，广东省研发经费投入460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39%。

在此背景下，广东科技创新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依托特殊地缘与外资大省的优势，协同港澳甚至国际科创资源共同支撑“制造业当家”？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围绕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他认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目前已初步成型，未来要更加注重其内生激励机制，重视基础科研力量布局，设置更多真正运转起来的产学研载体平台，加强“集”的动作，最终带来“群”的效果。

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力度

南方财经：在发布会中，广东再次强调“科技产业互促双强”，日前提出的未来产业也对颠覆性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广东应如何改善原始创新短板？

刘国宏：目前，广东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了3%，这个数值已经高于了美欧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广东省的研发投入总体强度已经不错。

但从结构上来看，创新依照目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以求知为目的的基础科研和以实用为目的应用创新，广东在后一类的投入、产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在前一类仍存在短板，总量和结构都有不足。

此外，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之间也应当存在紧密的联系，目前大湾区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同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获取基础科研支持的重要性，但就合作的密切和广泛程度而言，广东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

因此，我建议，首先要加强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提升投入比重，特别是保障高校院所的科研发展；其次，对基础科研投入资金的应用要采取灵活适度的方式，避免过度项目化和功利化，为原始创新的突破提供良好的氛围。

最后，要支持优秀企业申请、承担国家级或省市级科研项目，对不同主体主导的重大项目在奖励、认定方面要一视同仁，消除隐性或显性的歧视，这样才有助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人才愿意参与到企业主导的项目中。

上午的发布会上，广东省也提出，将把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中由企业主导的项目比例提高到80%以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南方财经：2023年，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的32.7%，若加上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一比重将超过六成。目前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结构等还有哪些短板待改善？

刘国宏：从这一数据可以推断出，目前全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大约为三成，这同美国、欧洲、日本等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十分必要，其能同制造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并赋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

从结构来看，目前广东省尚有4类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发展。

首先，在金融服务领域，国内的风投创投往往呈现规避风险的特征，机构更偏好低风险、能快速兑现的项目，不愿意投资长线项目；同时，国内的财富积累仍有待提升，相比于“钱生钱”，很多投资人更倾向于隔代传承，将财富留给后代。

其实，广东省的民间财富集聚量是有优势的。接下来，政府可以先行先试探索对民间风投创投机构给予更多税收等优惠，让我们的风投机构敢投风险产业。

第二类是科技服务业，尤其知识产权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长期以来，各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发展成效都十分有限，原因就在于缺乏大量的知识产权经营主体，只有这一群体出现，知识产权才能更好定价；知识产权的立法配套也有待完善。

第三，信息服务业尚不成熟。只有信息服务业充分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才会真正到来。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改造升级有重要意义。目前，广东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仍集中在销售端，接下来要培育更多大型云服务平台，实现从销售端到制造端、原材料供应的闭环。

最后，法律、会计、评级、咨询等专业服务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集而有利”发挥科创资源效益

南方财经：“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已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二。广东应如何更好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真正发挥其集群效益，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刘国宏：目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轴带已基本成型，接下来要顺势而为，特别是要加强基础科研力量的布局，加强“集”的动作，带来“群”的效果。

同时，在集群化发展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重其内生激励机制。集群一定是“集而有利”才能释放集群效应，纯粹依靠强制或资金堆砌起来的集群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恢复四分五裂的局面。

不久前，我去深圳先进院的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调研，发现其已经建成了一个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体系，集合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欣欣向荣的初创企业、大量的公共实验室，不同个体的需求在这里都能够得到满足，促进了多元科学资源的集聚。但目前不少孵化器或产学研载体只是依靠外力集结而成的，没有真正理解不同主体的需求和共同利益，因此没有办法真正运转起来、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在“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中鼓励更多产学研合作载体的搭建，使创新创业者、投资者都能够在集群中找到自己的生态定位。

最后，要完善各类服务保障，加强公共交通、保障性住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条轴带上，形成政府搭平台、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合力。

南方财经：去年，广东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780亿美元，占全国的1/5。今年，中国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这对广东意味着怎样的机遇？如何实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利用好国际科创资源之间的平衡？

刘国宏：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又是外资外贸大省，放开制造业领域外资限制对广东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这有利于在重点领域吸引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加强“制造业当家”的战略导向；另一方面，随着更大规模外资的进入，广东也能够汇集全球人才。

过往经验显示，外资对于技术的交融、扩散有重要推动作用，对我们攻克“卡脖子”技术也大有裨益。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的引入就对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催化效果，加速了相关技术、产品的迭代速度。创新绝不能“闭门造车”，否则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效率和能量。

要平衡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我认为要规避“大而全”“高大上”两个倾向。

首先，“大而全”既不经济，实际上也并不可行，可能会导致多而不精，降低整个链条的运作效率和竞争力。我们要打造一个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应该选择并聚焦到优势领域并将之做到极致。

其次，要避免过去追求“高大上”产业。从财税收入结构来看，传统高科技产业需要政府进行更多扶持、补贴，而税收的主体却往往来源于一般技术产业领域。忽视后者的发展可能不利于整个产业生态的运转。也应当注意到，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工厂，通过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也能成为重要科技创新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