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自来以整体出现，净零之路理应与社会、治理人文关怀之路并行。然而，近年来，虽然部分市场在性别多元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各行业仍需继续努力，才能建立一个平衡、公平及多元化的企业环境。Women on Boards发布的 《富时综合指数背后的性别多元及共融真相》最新调查显示，在富时综合指数中剔除头部350家企业之后的上市公司中，超过一半的企业高级管理层全为男性。

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对可持续产品（ESG）的投资已达35.3万亿美元，超全球总投资资产三分之一。据彭博数据，截至2025年，全球ESG资产有望增长至53万亿美元以上。 

投资者对ESG产品投资兴趣激增之际，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也逐步受关注，投资公司作为一种相对外生力量，主动或被动地，不可不发挥关键作用。

北京时间7月26日，富达国际(富达)宣布，在其《可持续投资投票原则及指引》中， 增加针对气候变化及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全球新方针。富达将督促被投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富达希望发达市场企业的董事会女性占比不低于30%，发展中市场的目标为15%。

作为投资者，富达将利用股东投票权向不积极做出改变的企业董事会表明立场和态度。

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的一个大趋势是，“S”与“G”一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冠疫情也会加速此认知速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中国毋庸置疑将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中，在ESG披露，董事会构成及有效性，以及被投公司投后管理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富达自己的目标是于2040年排放达至净零，也正对投资流程与投资组合构架进行研究，探寻出一条资产组合于2050年净零的可行路径。

“我们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就是从15%开始，其实就是在9~10的董事会中出现一名女性”，王芳说，“要看长期能够达到的最终状态，很多时候达成质变往往需要一定的量变，前期多少会有些形式上行为。但有些形式主义仅为短期现象，未必就是不好的事情。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

“S”与“G”会愈发受重视，中国毋庸置疑将发挥领导作用

《21世纪经济报道》：不同国家/地区对ESG等有不同标准。如欧盟于今年3月出台《可持续财务披露条例》，要求他们收集并报告指定的ESG数据，包括可持续发展风险如何影响投资者回报的信息。对于不同标准，富达国际如何因地制宜，做了哪些努力？在富达看来，哪个地区/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值得借鉴？

王芳：我认为ESG标准不一的问题本质上在于包含的议题太广了，议题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比如气候变化和员工关怀，其实是两个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即使是同一个ESG议题，比如排放不同的公司，因为它所在的市场、行业、以及自身发展阶段不同，它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在做ESG的时候，不能简单地采用一刀切的模式，或者是一个量化模型的方式，而是要尽量做到结合公司的实际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非常困难。

在一刀切或者是量化模型分析下，抓取数据，将其放入模型分析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会产生数家公司的业绩评估结果。然而，这种评分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公司真实情况，值得商榷。富达因此决定推出一套自主的评级系统。在这套系统内，富达投资团队的行业分析师，基于对行业和公司的深入了解，对每一个公司所面临的具体ESG议题及管理情况综合分析与评分。该评估方式另一个优势在于，它不会过分受制于公司公开披露数据的范围，而这点对中国公司或亚洲公司都尤为重要。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ESG之路刚起步，很多公司的相关数据披露仍较少。 面对此种情况，富达分析师在分析时，除了参考公司的公开披露外，还会与标的企业进行直接沟通，以进一步了解该公司在ESG议题上有何种考虑，目前有哪些进展，以及未来规划和布局等。由此，基于跟公司广泛深入沟通之上，这也是一种更加全面且较为前瞻性的一套评分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欧洲地区确实起步较早，在各种减碳的措施与机制上都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欧洲目前碳价相对具有约束力，我认为在国内碳市场进展中，前者的相关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欧盟在推动ESG披露和市场透明度同样起步较早，如最近出台的SFDR规定投资人对所推出的ESG基金做一个常详细和全面的披露，而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披露阶段，在这一块我觉得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参考。数据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与根本目的在于，它就是要借助资本的力量以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若要达成此目标，首先必须加强公司评估，也是基础。

虽然欧盟起步比较早，但放眼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我认为中国毋庸置疑将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国内全国碳交易市场近期上线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虽然目前只包含电力行业，但在与我们投资公司沟通中，我们发现，它其实已经对各个行业的中长期计划与资本开支有了明确的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以中国为例，在ESG投资大多仍旧集中在“environmental”领域，对“social”与“governance”较少。展望未来，富达认为后两方面发展潜力如何？

王芳：我觉得需要看具体数据反映的是何种情况。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相对忽视的现象更多的体现在ESG产品推出过程中，特别是主题基金。目前在一些可再生能源基金，或绿色汽车等针对某一个绿色行业的ESG基金产品中，这种现象确实比较明显。但是，在投资决策过程对ESG的考量上，我认为其实并不只重视“E”。从投资人角度出发，公司治理（"G")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受关注的话题，它体现出管理层的质量，即实际控制人的可信度。富达在投资任何一家公司前，首先会去了解目标公司背后实控者的可信度与管理层的质量。比如此前该公司兼并收购政策对其价值是起促进作用，还是损伤作用。

目前可能对“E”的关注相对较多，在我看来，有几个原因造成。首先是气候变化为全球当前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它是人们都在亲身体验的现象，所以对“E”的关注度高是正常反应。其次，相对于后两者，因很多污染指标都能以具体数据呈现，“E”由此较容易被量化，而对“S”与“G”所包含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S”其中一个重要因子是员工关怀，后者不单单指对员工的福利，还包括对人才的吸引与保留能力，这是我们在投资时尤为关注的一点。比如，富达在本次推出的投票政策中，对女性占比尤为关注，不仅仅是衡量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更会关注整个工作团队中对女性员工提供的职业发展支持。至于投票政策，其实是有受股东能参与投票的议题所限，公司在招聘时到底有多少女性，我们目前没办法直接参与。但是我们觉得，因领导层对公司文化的决定性，若董事会本身女性占比偏低，向下推进这种文化必定会很困难。

我认为当前的一个大趋势是，“S”与“G”一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新冠疫情也会加速这一认知速度。

国内ESG信息披露、董事会构成与有效性，及投后管理仍需提升

《21世纪经济报道》：可否讨论下富达关注的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与责任投资的实践，与国际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国内公司有何特点、不足与潜力之处？

王芳： 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相对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在“3060“大背景下，企业低碳转型的步伐开始加速， 这种进展不单是在国内，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对领先，但同时也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一是最开始提到的ESG披露。从投资人和公众监督角度看，信息至关重要，我们都需要了解公司具体情况。但目前，A股上市公司在业绩披露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制要求，今后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做自愿性的披露。另外，因尚无一套很标准的披露框架，A股中的信息披露因此不是一个详细的披露，不同公司披露的信息不同，可比性较差，对我们投资人在使用信息构成一定挑战。

二是董事会构成与有效性。我个人觉得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还可以进一步提升；除了独立董事占比外，董事会多元化也需要获得更多关注。

在责任投资和ESG产品方面，过去两三年间，中国市场飞速发展，目前中国市场发布的ESG基金是除日本外亚洲市场占比最高，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对ESG基金标准的设定和监管方面，目前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ESG基金之间的差别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机构投资人的投后管理较为欠缺，仍需提高。对公司展开投资后，需要持续与公司进行充分沟通，积极行使投票权。富达去年发布的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显示，过去几年间，有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投票权，越来越多在投票，也越来越多在投反对票，但整体上，系统性进行投票的基金公司仍为少数，经常还是会出现“用脚投票”的情况。如果投资人不善用自己的投票权，或者在公司出了问题之后，仍然一味支持管理层，这就难以实现责任投资敦促被投企业改善可持续发展表现的目的。因此，我认为投后管理是另一个可以改善与提升之方面。

女性与男性要被平等对待，质变往往需要一定的量变

《21世纪经济报道》：在大部分发达市场，富达称将与董事会女性比重未达30%的被投企业展开积极沟通，并考虑通过股东大会投票向管理层表态。在仍在建立性别多元化标准的发展中市场，富达将董事会女性占比目标设定为15%。

在富达看来，比重30%意味什么？富达对发展中国家董事会女性占比目标设定为15%是依据的是何标准？后续是否会提高占比？对于一些如“若为了达到此比例，强行使不符合条件的女性提升至董事会，反而或将损害决策有效性”等声音，你怎么看？

王芳： 我觉得后续调整只能是调高，不太可能会调低。富达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划了15% 线，它是一个很不过分的要求，如10人董事会中必须要有1名女性董事，再调低就失去可操作性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行业有不同特点，如矿产公司可能自然地女性占比相对较少，而教育行业女性或较多，我们因此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来适当调整占比值。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个公司，我们会考虑一个合理的女性占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我们借投票权向所投公司施加压力，改善其业绩。此外，我们还通过直接与被投企业进行engagement（深度沟通），以期能够彻底把事情说通，让企业自发改善。

要看长期能够达到的最终状态，很多时候达成质变往往需要一定的量变，前期由此多少会有些形式上的行为。有些形式主义只是短期内的，未必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有长远眼光，这也就联系到我们最终的30%或40%的标准线。

因为如果董事会中仅有一位女性董事，大部分情况下她可能是带有“标志性”的人物；但当有两名女性时，情况开始转变；三名女性董事后，她们的声音与意见才会被整个董事会听到；而四名女性董事的出现就会开始改变公司企业文化与风气。我们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就是从15%开始，其实就是在9~10人的董事会中出现一名女性。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上调的空间是一定的，但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酌情而定。

发达国家方面，我们了解到目前其公司它平均董事会女性占比已经达约26%，所以30%是比较合理的水平，未来也会再相应提升，但不一定就要50%，我们初心是强调不能过分的单一，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五分，我们的目标是促使企业将男性与女性平等对待，就是对女性最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40%可能是最终较理想的状态。

《21世纪经济报道》： 还想问一下，在15%或30%的女性董事占比里会不会有对族裔方面的规定呢？如美国一些公司对拉美裔等员工或管理层占比的规定？

王芳： 这方面目前在我们的投票政策中尚未明确，基于投票层面操作起来有些困难。因为即便处在同一个国家，公司具体运营在哪一个地区，沿海地区或西北地区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具体公司具体分析。我们目前认为，投票政策还是要相对普适一些。但富达作为一个企业，是有自己的多元化政策，如少数民族与其他族裔的整体占比。

投票与“engagement（深度参与）” 并行

《21世纪经济报道》：从2022年开始，如果被投企业未能达到最低要求，富达将通过投票向企业管理层表态。富达具体将如何通过投票向企业管理层表态，是否会有其他辅助行为？

王芳：刚才也提到，我们借投票权向所投公司施加压力，改善其业绩。此外，我们还通过直接与被投企业进行engagement（深度沟通），以期能够彻底把事情说通，让企业自发改善。

我们希望通过行使投票权来促使董事会成员认真考虑其构成是否能够更好一些，该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施压机制或影响机制。但我们认为投票一定要与engagement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好效果，因为若对反对票不做解释，董事会不会立刻明白我们的意见和想法。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投反对票而投反对票，它是给公司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与压力，但同时我们也会跟公司深入沟通与解释。

所谓engagement，简单说就是富达与被投公司深入分享对彼此的看法，希望通过积极交流与沟通，促使企业自发改变现状。它与投票的互补性在于，因富达所投公司较多，人力资源有限，无法与每个公司都保持频繁且深入沟通，由此只要富达有投票权的企业，我们都会借由投票来完成意见表述。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董事投出去，而是凭借此种举措让董事会意识到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投票这一行为是可以发挥影响力的。

比如我们希望更好的提升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使她们更有动力的在职场中发光发热。中国一直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是较高的，但女性在职场和经济生活中目前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我们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中，女性的平均个人收入比男性低约21%。而在我们今年进行的对女性投资理财的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性，女性感到更难在职场里收获成功。很多企业缺乏女性福利，它也是企业性别多元化的明显限制因素。

在针对女性领导力提升方面，我们较为推崇的一些措施是，一定比例提高女性高管占比，提供女性领导力专题培训。在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环境支撑时，女性的劳动潜力与价值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作为投资人，我们富达对自身角色也有清楚的定位，即希望利用我们股东权利与投票机会，敦促所投资的企业注重女性领导力的培养，给予女性员工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具体领域、具体行业、具体公司一定要具体分析

《21世纪经济报道》：富达称“会根据具体公司、行业、当地市场的普遍标准和最佳实践，以及原则与指导方针逐一做出投票决定。”若富达本身与客户利益发生冲突，或债务与股权双方利益冲突时，富达如何处理，如何权衡？

王芳：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为避免不利的情况出现，富达的投票团队享有绝对的独立性，投票团队直接汇报可持续投资团队的全球主管，与整个投资线及业务完全不挂钩。这道防火墙保障了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另一个确保独立性投票的关键点是，在强调我们作为投资人时，富达同样要对外披露我们业绩整合情况。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政策上要投反对票的情境中反而投了赞成票。这样的一种公众监督促使我们在潜在冲突管理方面严于律己，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到位的。

至于股权与债务投资的利益冲突，如果潜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票怎么投？投票权是股权投资人的，所以投票决策会以股权投资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按照我个人迄今为止的经验，投票议案中出现股权投资人和债务投资人冲突的情况比较少。

《21世纪经济报道》：富达本身在性别多元化及气候变化方面有哪些进展，有无自己的规划或时间表，将如何实施？

王芳： 富达作为经常对被投公司提要求的业绩投资人或者责任投资人，我们在多元化和气候变化方面一直在行动，希望能够做到行业领先水平。

具体来讲，在多元化方面，富达在2020年制定了女性董事占比30%的目标，去年我们已达标，而且亚洲女性高管已经超过37%。2020年我们的新目标是截至2023年，全球女性高管（总监及以上）比例要达到35%，女性员工占全球员工比例也要达至45%。

再者，碳排放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碳排放图谱。富达本身碳排放比较好控，我们的目标是于2040年达到接近零排放的程度。目前我们也在进一步讨论，可否将日程再提前。投资组合方面，我们2020年加入全球净零排放资产管理机构倡议，承诺在2050年之前，实现资产组合净零排放。目前，我们正对投资流程与投资组合构架进行研究，探寻出一条可行的路径。

《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富达全面实施自有的责任投资评级系统，两年多来评级效果如何？有无经验分享？

王芳： 富达对ESG分析问题思考许久，怎么做才会行之有效，结果我们发现真的要具体公司具体分析，同时结合行业特点。

两年下来，我们觉得做对了，特别是在亚洲和中国，包括中国的公司的业绩分析上就非常明显。完全量化模型下，数字传达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它只是反映出“这个数据是什么”，并无法折射出背后的各种逻辑，如公司为何会如此，今后又将如何。业绩分析与投资之道既需要全面到位，也需具有前瞻性。需要清楚了解造成现状的原因后，才会形成精准预期。

举一个例子，一个公司的碳排放降低，可能是因为改善生产工艺，可能是安装相应设备，也有可能是公司出现较大安全事故，很长时间停产所致。不同情况下，碳排放降低的意义并不一样，对投资人的指导意义由此也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目前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主评级，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整个评分的框架体系。